番外篇 45 钱程与大复仇
白芷这次花了两天时间才处理完隔壁市的问题，回来的时候，发现钱程还在办公室里看书。在这方面，他似乎特别有耐心。
看到她，再看了看钱程和张威，黄娟隐然又有些不满。
“你看看别人是怎么学习的。”她不高兴地说：“你天天就在网上耽误时间，也不好好学习下。”
“啊？网上也能学习啊！”张威赶紧辩解道：“网上的老哥一个个都是人才，说话又好听，我超喜欢那里的！”
“算了吧。不看都知道，你又在和人家吵些莫名其妙的东西。”黄娟指责道。
“这也是学习……学习哲学和社会学。”张威继续狡辩：“网上能看到不少理论的。”
“算了吧。”黄娟明显不信：“真想学，你怎么不看看（帝皇箴言），去学大同主义？难道他的水平，不比你网上看的这些高？”
“我外行，但我又不傻，你拿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想糊弄谁呢。”她不屑道：“你就是懒，不想学，想玩。找什么借口。”
“……”
张威一时语塞，倒是钱程听到了关键词，若有所思。
“他在看什么啊？”白芷刚来就看到他们吵架，只好又来打圆场。
“还能什么，就是那些东西呗。”黄娟摊摊手：“不知道现在讨不讨论怎么打扶桑岛的事情了。”
“讨论也没用吧。”钱程忙着翻书，头也不抬地插了一句：“反正你们现在也打不过新迦太基。”
“……”
黄娟一时无语，张威听着有些气，当即大声反驳道：“早晚有一天能打过的！”
“好，很有精神。”钱程点点头，念叨了一句，继续看书。
“……”
“既然有这心气，就好好干活。”钱程见他们不说话，只好抬头补充道：“只要华夏正常发展，得到向蛮夷复仇的机会是早晚的事，所以做得比说得更重要。复仇不是急于一时的事情，在时机成熟之前，安心准备就可以，不需要天天挂嘴上。”
“哎？我以为你是更冷静些呢。”黄娟无语道：“原来你俩的区别就是你更阴啊……”
“齐国行动之前，也没天天喊着要灭了纪国。”钱程不以为然：“复仇的手段，肯定是怎样效果最好，就怎样办。”
“不过这样复仇，也会有代价的吧。”黄娟说。
“不复仇也会有代价。”钱程回答道：“你走在家门口的路上，突然被人打了一顿，你会怎么办？”
“找警察抓他。”黄娟不假思索地说。
“对，有人管是最好的。”钱程点点头：“那如果没有警察呢？”
黄娟一时沉默。
“有秩序是最好的，但很多时候，天下并没有人维护秩序，主持公道。”钱程继续道：“这时候，你如果没能让他付出代价，我敢说，不用多久，整条街的人都敢来找你麻烦。”
“你看，这会造成持续时间更长的、更大的代价。何况一个国家还不是单个人。”他摊摊手：“你们这里，有主动投靠扶桑人，替他们说话、做事，乃至进行策应、破坏的么？”
“有。”张威无奈地说：“可能还不少。”
“没有才不正常。你们现在的声威还不如那时的汉朝，当然会有这种事情。从开国起，汉朝在战斗中就压着匈奴打，然而汉朝的王侯都有投靠匈奴的，直到漠南决战之后才算减少些。”钱程自嘲地笑了笑。
“你看，最好的解决办法，就是把烦人的仇人揍一顿。很多人只看得懂这个——不分内外。”
“但是放任大家去报复，会不会导致新的灾难？”黄娟问。
“复仇不是放任和宣泄。”钱程纠正道：“复仇是礼制的一部分，如果能达到目的，甚至不需要刻意杀人。你看齐国杀戮纪国人了么？他们甚至没追杀纪侯。”
“那这到底是怎么复仇的？”黄娟奇怪地问。
“还用这个例子，就是当时没有天子、方伯主持公道，所以必须自己行动，将原本该执行的处罚执行下去，惩处罪人。”钱程回答：“这是对礼制的补救。”
“按你们当时的制度，应该怎么处置扶桑国的罪人？”他反问。
“有大罪的，不分地位高低，应该处死。罪不至死的，应该处以劳役或者监禁。”张威回答：“即使不考虑自己的情绪，按当时各国公认的规则，也应该这么处置。但新迦太基袒护这些人，凯申物流也没能力追责，所以就没有后文了。”
“我看人说复仇不值得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说的。”黄娟接下话：“他们认为那场战争太过艰苦，复仇则会让那段苦日子重现。”
“呃，如果士兵一天吃的没有秦朝刑徒一顿吃得多，那你放心好了，肯定会很艰苦——不打仗也一样很艰苦。”钱程无语道：“但这不是复仇的问题，这是凯申物流太菜了的问题……”
“他们也不敢复仇。新迦太基让他们去报复，他们都不一定有这个胆子，更别说人家不乐意。所以只能说些复仇不好、会让友邦惊诧、觉得自己暴力之类的话。”张威摊摊手：“红帐汗国对扶桑人更严苛，我看也没人敢说什么。”
“既然这些人没有复仇的能力，就不要理他们了。”钱程不假思索：“孔子说，按能力决定位置，没能力的就别去干。既然什么能力都没有，让他们滚蛋就是了。”
“确实滚蛋了，但现在也过去很久了。”张威摇着头说：“当年那批罪犯都死光了，现在也不知道找谁复仇去。我看一直有人说，他们的后人是无罪的。”
“复仇//和这些人是否无罪没关系。这个问题，《公羊传》早说过了。当年就有人说，被灭国的纪侯是无罪的，《谷梁》里甚至记录他是个贤人。”钱程解释道：“但《公羊》认为，假如当时有贤明的天子，那么按照礼法，导致齐侯死亡的那个纪侯一定会被诛杀，也必然没有后世的纪国了。”
“所以齐国复仇的行为，是修正‘当时没有天子主持公道’这个错误导致的后果。当年的纪侯早已经死了，没法再诛杀他。但纪国还存在，所以必须让它灭亡。”
钱程说完，问：“至于你们这个问题，新迦太基是当年的方伯，他有主持公道么？”
“没有。”黄娟也不假思索地说。
“他们那个有罪的倭王，现在还在传承么？”钱程问。
“还在。”黄娟点点头。
“和倭王一起犯罪的掌权者，现在还在传承么？”钱程又问。
“世家大族，战犯和财阀，也还在传承呢。”张威也确认道。
“那还说找不到复仇的对象。”钱程摊摊手。
“我看到很多人都执着于杀死当地普通人。”张威想了想，回答道：“两方的争执，似乎都是基于这些的。”
“那估计是他们的卿大夫怕你们把注意力放自己身上。”钱程摇摇头：“按我在西洲的经验，普通人其实是最次要的。原因……你要听道德上的，还是效率上的？”“道德上怎么说？”黄娟问。
“杀戮太多有伤天和。”钱程回答。
“那效率呢？”她又问。
“你觉得就算杀死一座城的普通人，那些贵人会在乎么？”钱程反问。
“肯定不在乎。”张威嘲弄地咧咧嘴：“只要自己不吃亏，普通扶桑人死一个亿，这些人也不心疼的。”
“是啊。既然直接作恶的人已经死了，重点就不是杀死人，而是杀死那些他们依存和传承的东西。”钱程说。
“扶桑国是个礼崩乐坏导致的错误。”钱程断言：“倭王的继承必须终止。所有的祭祀场所必须被彻底夷平。财阀和大族必须被驱逐，他们的领地和财产必须没收——为了礼义，这些错误都必须被纠正。”
“你看，除非有顽固蛮夷铁了心去抗拒王师，其他人并不会遭遇多么可怕的事。”他放下书，对黄娟说：“这些才是有意义的，而不是单纯的诛杀。”
“我倒觉得，对他们来说，这些得比直接杀了他们还可怕……”张威忍不住吐槽道。
“但这就是复仇。”钱程认真地说：“复仇是礼制的一部分。复仇的目的不是发泄情绪，而是用来补足和维护秩序，让人们能获得更好的环境，得到更好的生活。看起来肆意而感性，但《春秋》要求的复仇，其实是种冷静而理性的产物。”
“说到底，扶桑国这些人，统治的到底怎么样？”他又问道：“他们的国民，更接近大同理想了么？”
“当然没有。”张威摇头道：“这群人搜刮和欺压的手段，是出了名的。”
“那就更应该去复仇了。”钱程提到礼义，渐渐提起精神来：“春秋最重，莫过于拨乱世，反乎正。无人主持公道的乱世里，没有比恢复礼义秩序的举措，更加值得赞扬的了。”
“消灭这些错误，不仅对于你们有好处，对他们自己也有好处。”他提高了些声音：“既是伐罪，也是吊民，天下还有比这更正当的么？”
“这么看，我确实得想想了……”黄娟叹了口气。
PS1：
公羊学本身在西汉结束之后就衰落了。东汉出了最后一位公羊学大师何休（三世说就是他提出来的）。
何休卒于182年。184年，黄巾军起义爆发了。
之后，这个学派的影响和传承也渐渐消失了。
清朝中后期，有人将公羊学重新挖掘出来。首先重提的是乾隆年间的学者庄存于。庄存于的学术继承人是他的外孙刘逢禄，他们开创了常州学派。
刘逢禄有两个有名的弟子，一个是龚自珍，一个是魏源。他们开始反对崇古，提倡公羊学里“变易”的说法。
魏源的学术继承人是王闿运。王闿运是湖南湘潭人，主持过船山书院，把公羊学带到湖湘学派里。（湖湘派的最重要祖师就是王夫之（王船山），大家都推崇他，所以有各种船山XX的组织。）
（王闿运是当时有名的“狂人”，劝曾国藩造反的就是他）
王闿运的弟子是廖平，廖平写了《今古学考》。有人认为康有为的《新学伪经考》和《孔子改制考》就是抄他的……
不过康有为也是一个重要人物。他把三世说和进化发展的观念结合起来，开始鼓吹“小康”、“大同”。
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谭嗣同。谭嗣同师从欧阳中鹄，学习//湖湘派的理论。谭嗣同也推崇公羊学，称赞王闿运和自己老师欧阳中鹄等人。谭嗣同进一步发挥了公羊学理论，并且结合了维新思想、进化论，四处宣传，并且付诸行动。这些教科书上应该都说过了。
谭嗣同和魏源一样，都是当时大师级的学术人物。
还有个有意思的是，谭嗣同还推崇墨家，而且特别喜欢任侠那部分。他最后的选择，或许也和这种想法有关系吧。
谭嗣同的大弟子叫杨昌济。
杨昌济带过一个学生，十分器重他，把他当做入室弟子，带进家里讨论问题。这个学生后来成了他的女婿，他叫（）。
杨昌济临终时，给章士钊写信推荐（）等两个学生，说“海内人才，前程远大。君不言救国则已，救国必先重二子。”
其实从学识水平和师承上来说，（）比不少民国“大师”高多了……
PS2：
清末公羊学的发展，与现实是紧密结合的，或者说他的出现，就是时人试图变革的产物。
（士大夫有忧之而不知所出，乃或托于先秦西汉之学，以图变革一切，然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——王国维）
有个比照的例子。另一个重提公羊派的学者是孔广森，孔氏反对何休著作里的很多理解。比如公羊学的核心内容“通三统”，何氏主张各个朝代的制度并非一直沿用不变，但孔氏改变了何氏的三科九旨，不提“改制”了；何氏的“大一统”论述、“拨乱反正”说、“乱世——升平——太平”理论都被放弃了；何氏主张道义高于父子，孔氏反过来……
魏源在著作里反对孔广森，支持何休。孔氏是孔府中人，他的想法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清朝官方的态度，但最后还是龚、魏的学说被世人接受的更广。
另外有兴趣的可以看看“汉宋之争”，了解下当时的背景。这个就不细说了，再说就真成讲经了……
PS3：
对于公羊学的传播，张之洞感慨说：“二十年来，都下经学讲《公羊》，文章讲龚定庵（龚自珍），经济讲王安石，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。遂有今日，伤哉!”
周予同评价说：“这骸骨似的今文学忽而复活，居然在学术界有‘当者披靡’的现象。当时所称为‘常州学派’、‘公羊学派’，就是这西汉博士的裔孙。”
反对者主要也攻击公羊派，尤其是何休的学说，认为“……其改制主义，大抵原据公羊何休学……不知何休为《公羊传》罪人，宋儒早经论定。”
但当时公羊学确实快速流行起来，以至于反对者最后只能感慨“举国若狂，不可收拾”。
公羊学尤其是湖湘派那一支，怎么说……举个例子，（）自己的婚礼就是在船山书院举办的。后来（）等人想开办学校，自己培养人才，就直接用了船山学社的社址，拿了学社的经费，社长老夫子给他们挂名当校长，就这样开始了。
我们教科书里的叙事主线，感觉是引入外来思想，好像不太提其他方面。
其实各角度都看一下，理一下脉络的话，能看出近现代史上的某些历史选择，真的是顺水推舟、自然而然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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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到她，再看了看钱程和张威，黄娟隐然又有些不满。
“你看看别人是怎么学习的。”她不高兴地说：“你天天就在网上耽误时间，也不好好学习下。”
“啊？网上也能学习啊！”张威赶紧辩解道：“网上的老哥一个个都是人才，说话又好听，我超喜欢那里的！”
“算了吧。不看都知道，你又在和人家吵些莫名其妙的东西。”黄娟指责道。
“这也是学习……学习哲学和社会学。”张威继续狡辩：“网上能看到不少理论的。”
“算了吧。”黄娟明显不信：“真想学，你怎么不看看（帝皇箴言），去学大同主义？难道他的水平，不比你网上看的这些高？”
“我外行，但我又不傻，你拿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想糊弄谁呢。”她不屑道：“你就是懒，不想学，想玩。找什么借口。”
“……”
张威一时语塞，倒是钱程听到了关键词，若有所思。
“他在看什么啊？”白芷刚来就看到他们吵架，只好又来打圆场。
“还能什么，就是那些东西呗。”黄娟摊摊手：“不知道现在讨不讨论怎么打扶桑岛的事情了。”
“讨论也没用吧。”钱程忙着翻书，头也不抬地插了一句：“反正你们现在也打不过新迦太基。”
“……”
黄娟一时无语，张威听着有些气，当即大声反驳道：“早晚有一天能打过的！”
“好，很有精神。”钱程点点头，念叨了一句，继续看书。
“……”
“既然有这心气，就好好干活。”钱程见他们不说话，只好抬头补充道：“只要华夏正常发展，得到向蛮夷复仇的机会是早晚的事，所以做得比说得更重要。复仇不是急于一时的事情，在时机成熟之前，安心准备就可以，不需要天天挂嘴上。”
“哎？我以为你是更冷静些呢。”黄娟无语道：“原来你俩的区别就是你更阴啊……”
“齐国行动之前，也没天天喊着要灭了纪国。”钱程不以为然：“复仇的手段，肯定是怎样效果最好，就怎样办。”
“不过这样复仇，也会有代价的吧。”黄娟说。
“不复仇也会有代价。”钱程回答道：“你走在家门口的路上，突然被人打了一顿，你会怎么办？”
“找警察抓他。”黄娟不假思索地说。
“对，有人管是最好的。”钱程点点头：“那如果没有警察呢？”
黄娟一时沉默。
“有秩序是最好的，但很多时候，天下并没有人维护秩序，主持公道。”钱程继续道：“这时候，你如果没能让他付出代价，我敢说，不用多久，整条街的人都敢来找你麻烦。”
“你看，这会造成持续时间更长的、更大的代价。何况一个国家还不是单个人。”他摊摊手：“你们这里，有主动投靠扶桑人，替他们说话、做事，乃至进行策应、破坏的么？”
“有。”张威无奈地说：“可能还不少。”
“没有才不正常。你们现在的声威还不如那时的汉朝，当然会有这种事情。从开国起，汉朝在战斗中就压着匈奴打，然而汉朝的王侯都有投靠匈奴的，直到漠南决战之后才算减少些。”钱程自嘲地笑了笑。
“你看，最好的解决办法，就是把烦人的仇人揍一顿。很多人只看得懂这个——不分内外。”
“但是放任大家去报复，会不会导致新的灾难？”黄娟问。
“复仇不是放任和宣泄。”钱程纠正道：“复仇是礼制的一部分，如果能达到目的，甚至不需要刻意杀人。你看齐国杀戮纪国人了么？他们甚至没追杀纪侯。”
“那这到底是怎么复仇的？”黄娟奇怪地问。
“还用这个例子，就是当时没有天子、方伯主持公道，所以必须自己行动，将原本该执行的处罚执行下去，惩处罪人。”钱程回答：“这是对礼制的补救。”
“按你们当时的制度，应该怎么处置扶桑国的罪人？”他反问。
“有大罪的，不分地位高低，应该处死。罪不至死的，应该处以劳役或者监禁。”张威回答：“即使不考虑自己的情绪，按当时各国公认的规则，也应该这么处置。但新迦太基袒护这些人，凯申物流也没能力追责，所以就没有后文了。”
“我看人说复仇不值得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说的。”黄娟接下话：“他们认为那场战争太过艰苦，复仇则会让那段苦日子重现。”
“呃，如果士兵一天吃的没有秦朝刑徒一顿吃得多，那你放心好了，肯定会很艰苦——不打仗也一样很艰苦。”钱程无语道：“但这不是复仇的问题，这是凯申物流太菜了的问题……”
“他们也不敢复仇。新迦太基让他们去报复，他们都不一定有这个胆子，更别说人家不乐意。所以只能说些复仇不好、会让友邦惊诧、觉得自己暴力之类的话。”张威摊摊手：“红帐汗国对扶桑人更严苛，我看也没人敢说什么。”
“既然这些人没有复仇的能力，就不要理他们了。”钱程不假思索：“孔子说，按能力决定位置，没能力的就别去干。既然什么能力都没有，让他们滚蛋就是了。”
“确实滚蛋了，但现在也过去很久了。”张威摇着头说：“当年那批罪犯都死光了，现在也不知道找谁复仇去。我看一直有人说，他们的后人是无罪的。”
“复仇//和这些人是否无罪没关系。这个问题，《公羊传》早说过了。当年就有人说，被灭国的纪侯是无罪的，《谷梁》里甚至记录他是个贤人。”钱程解释道：“但《公羊》认为，假如当时有贤明的天子，那么按照礼法，导致齐侯死亡的那个纪侯一定会被诛杀，也必然没有后世的纪国了。”
“所以齐国复仇的行为，是修正‘当时没有天子主持公道’这个错误导致的后果。当年的纪侯早已经死了，没法再诛杀他。但纪国还存在，所以必须让它灭亡。”
钱程说完，问：“至于你们这个问题，新迦太基是当年的方伯，他有主持公道么？”
“没有。”黄娟也不假思索地说。
“他们那个有罪的倭王，现在还在传承么？”钱程问。
“还在。”黄娟点点头。
“和倭王一起犯罪的掌权者，现在还在传承么？”钱程又问。
“世家大族，战犯和财阀，也还在传承呢。”张威也确认道。
“那还说找不到复仇的对象。”钱程摊摊手。
“我看到很多人都执着于杀死当地普通人。”张威想了想，回答道：“两方的争执，似乎都是基于这些的。”
“那估计是他们的卿大夫怕你们把注意力放自己身上。”钱程摇摇头：“按我在西洲的经验，普通人其实是最次要的。原因……你要听道德上的，还是效率上的？”“道德上怎么说？”黄娟问。
“杀戮太多有伤天和。”钱程回答。
“那效率呢？”她又问。
“你觉得就算杀死一座城的普通人，那些贵人会在乎么？”钱程反问。
“肯定不在乎。”张威嘲弄地咧咧嘴：“只要自己不吃亏，普通扶桑人死一个亿，这些人也不心疼的。”
“是啊。既然直接作恶的人已经死了，重点就不是杀死人，而是杀死那些他们依存和传承的东西。”钱程说。
“扶桑国是个礼崩乐坏导致的错误。”钱程断言：“倭王的继承必须终止。所有的祭祀场所必须被彻底夷平。财阀和大族必须被驱逐，他们的领地和财产必须没收——为了礼义，这些错误都必须被纠正。”
“你看，除非有顽固蛮夷铁了心去抗拒王师，其他人并不会遭遇多么可怕的事。”他放下书，对黄娟说：“这些才是有意义的，而不是单纯的诛杀。”
“我倒觉得，对他们来说，这些得比直接杀了他们还可怕……”张威忍不住吐槽道。
“但这就是复仇。”钱程认真地说：“复仇是礼制的一部分。复仇的目的不是发泄情绪，而是用来补足和维护秩序，让人们能获得更好的环境，得到更好的生活。看起来肆意而感性，但《春秋》要求的复仇，其实是种冷静而理性的产物。”
“说到底，扶桑国这些人，统治的到底怎么样？”他又问道：“他们的国民，更接近大同理想了么？”
“当然没有。”张威摇头道：“这群人搜刮和欺压的手段，是出了名的。”
“那就更应该去复仇了。”钱程提到礼义，渐渐提起精神来：“春秋最重，莫过于拨乱世，反乎正。无人主持公道的乱世里，没有比恢复礼义秩序的举措，更加值得赞扬的了。”
“消灭这些错误，不仅对于你们有好处，对他们自己也有好处。”他提高了些声音：“既是伐罪，也是吊民，天下还有比这更正当的么？”
“这么看，我确实得想想了……”黄娟叹了口气。
PS1：
公羊学本身在西汉结束之后就衰落了。东汉出了最后一位公羊学大师何休（三世说就是他提出来的）。
何休卒于182年。184年，黄巾军起义爆发了。
之后，这个学派的影响和传承也渐渐消失了。
清朝中后期，有人将公羊学重新挖掘出来。首先重提的是乾隆年间的学者庄存于。庄存于的学术继承人是他的外孙刘逢禄，他们开创了常州学派。
刘逢禄有两个有名的弟子，一个是龚自珍，一个是魏源。他们开始反对崇古，提倡公羊学里“变易”的说法。
魏源的学术继承人是王闿运。王闿运是湖南湘潭人，主持过船山书院，把公羊学带到湖湘学派里。（湖湘派的最重要祖师就是王夫之（王船山），大家都推崇他，所以有各种船山XX的组织。）
（王闿运是当时有名的“狂人”，劝曾国藩造反的就是他）
王闿运的弟子是廖平，廖平写了《今古学考》。有人认为康有为的《新学伪经考》和《孔子改制考》就是抄他的……
不过康有为也是一个重要人物。他把三世说和进化发展的观念结合起来，开始鼓吹“小康”、“大同”。
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谭嗣同。谭嗣同师从欧阳中鹄，学习//湖湘派的理论。谭嗣同也推崇公羊学，称赞王闿运和自己老师欧阳中鹄等人。谭嗣同进一步发挥了公羊学理论，并且结合了维新思想、进化论，四处宣传，并且付诸行动。这些教科书上应该都说过了。
谭嗣同和魏源一样，都是当时大师级的学术人物。
还有个有意思的是，谭嗣同还推崇墨家，而且特别喜欢任侠那部分。他最后的选择，或许也和这种想法有关系吧。
谭嗣同的大弟子叫杨昌济。
杨昌济带过一个学生，十分器重他，把他当做入室弟子，带进家里讨论问题。这个学生后来成了他的女婿，他叫（）。
杨昌济临终时，给章士钊写信推荐（）等两个学生，说“海内人才，前程远大。君不言救国则已，救国必先重二子。”
其实从学识水平和师承上来说，（）比不少民国“大师”高多了……
PS2：
清末公羊学的发展，与现实是紧密结合的，或者说他的出现，就是时人试图变革的产物。
（士大夫有忧之而不知所出，乃或托于先秦西汉之学，以图变革一切，然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——王国维）
有个比照的例子。另一个重提公羊派的学者是孔广森，孔氏反对何休著作里的很多理解。比如公羊学的核心内容“通三统”，何氏主张各个朝代的制度并非一直沿用不变，但孔氏改变了何氏的三科九旨，不提“改制”了；何氏的“大一统”论述、“拨乱反正”说、“乱世——升平——太平”理论都被放弃了；何氏主张道义高于父子，孔氏反过来……
魏源在著作里反对孔广森，支持何休。孔氏是孔府中人，他的想法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清朝官方的态度，但最后还是龚、魏的学说被世人接受的更广。
另外有兴趣的可以看看“汉宋之争”，了解下当时的背景。这个就不细说了，再说就真成讲经了……
PS3：
对于公羊学的传播，张之洞感慨说：“二十年来，都下经学讲《公羊》，文章讲龚定庵（龚自珍），经济讲王安石，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。遂有今日，伤哉!”
周予同评价说：“这骸骨似的今文学忽而复活，居然在学术界有‘当者披靡’的现象。当时所称为‘常州学派’、‘公羊学派’，就是这西汉博士的裔孙。”
反对者主要也攻击公羊派，尤其是何休的学说，认为“……其改制主义，大抵原据公羊何休学……不知何休为《公羊传》罪人，宋儒早经论定。”
但当时公羊学确实快速流行起来，以至于反对者最后只能感慨“举国若狂，不可收拾”。
公羊学尤其是湖湘派那一支，怎么说……举个例子，（）自己的婚礼就是在船山书院举办的。后来（）等人想开办学校，自己培养人才，就直接用了船山学社的社址，拿了学社的经费，社长老夫子给他们挂名当校长，就这样开始了。
我们教科书里的叙事主线，感觉是引入外来思想，好像不太提其他方面。
其实各角度都看一下，理一下脉络的话，能看出近现代史上的某些历史选择，真的是顺水推舟、自然而然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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