续11
5：普世性与新教化
如上所述，在官府这一层，未来应该比较好预测。那么，重点又回到了“天”这里。
我们之前说过文明性和普世性的问题，而现在的情况是，朝廷两边都想要。
其实看咱们那个城楼就知道了。左边那句，就是文明性，右边那句，就是普世性。中间是把它们粘起来的那个人。
单看理论的话，这两者都没什么难度。
比如，想走普世信仰路线的话，理论上是没有什么门槛的。甚至不需要去发明新概念，直接宣称自己是苏联都行。
因为苏联不是个国家概念，是个类似罗马的那种普世概念，理论上是可以到处都冒出来的。完全可以宣称，俄国建立的那个苏联是伪苏联，我们这个苏联才是正统苏联。反正和一堆罗马一样，搞一堆苏联也是没问题的。
当然，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只是暴论。毕竟你打不过人家，没法让他新朝雅政……
而苏联结束之后，也依然有个很现实的问题：继续宣扬普世信仰路线到底值不值得？
我们之前说过，依靠普世信仰，建立跨地域稳定政权的尝试，几乎都失败了。苏联这一次，算是现代条件下的新一轮尝试，而且也确实带起了一波热潮。
不管是和他同意识形态的，还是其他类型的国家，都有人试图用信仰建立联盟国家。比如我们之前说过的南斯拉夫和埃及，都是这种例子。
但结果，大家也知道，这些尝试最后都失败了。
中国也是一个跨区域的国家，当初也面对着新霸主苏联对于民族问题的攻击。（美国那会儿好像还没学会这个话题……）苏联对于北方边疆区有明确的领土野心，这个情况下，其实也只能学他的模式，防止授人口实。不过从结果看，没有真去全盘模仿，才是正确的选择。
而在对外方面，也是如此。
把自己的信仰向外传播，也是普世信仰政权提高合法性的重要方法。从和平宣传，到派十字军，拉圣战，都是常见的方式。对苏联这种国家来说，也是一样的。所以，在条件允许，而且不妨碍自己更大利益的情况下，他很乐意付出一定代价，让其他国家改宗，甚至迫不及待地给人家授予社籍。因为这对他的合法性是有利的。
但在中国，这个方式就没那么好用了。
我尝试搜索了下中国对外援助，大部分都是在说被某某国家坑。偶尔会有几个出来解释，说我们没有被坑的，也都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。
在这里，已经不是哪种说法更合理的问题了——需要不断进行解释，还得从经济方面来解释，这本身就是问题了。只能说明，在信仰传播方面，怕是不太成功……
即使在真的存在宗教狂热的中世纪，十字军屡屡失败，也会让信徒们灰心丧气的，何况现代的中国呢？
之前“显学”部分已经说了，中国人看重的是实际效果，但现在一提这种事，普通人首先想到的都是越南之类的“实际案例”——越南和中国文化接近，常年接受帮助，但结果还是要仇视中国。共同信仰的正面效果，根本抵消不了地缘和文明上的副作用。
所以，优先考虑信仰，和优先考虑国家利益，到底哪个方式，能带来更稳定的外交关系？更进一步，还有个问题：信仰到底是工具，还是目的？
而且，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，不止是重视实用的中国，连欧美宗教大国，现在都有人开始排斥对外推行普世价值，要求自己的利益优先了。时至今日，再宣称自己要在全世界推行普世信仰，到底还能不能带来合法性加成，是个值得疑惑的问题。
信仰带来的热情，在中原这边，其实是个挺少见的情况。这一波热情消退之后，短期内还有没有重现的可能，结果怕是也比较悲观。
因为现在不止内部，外部环境也变了。
我不是太懂他们那些专业词汇，但参考历史经验，不难发现，这个变化还是很明显的。当年的“信仰权威”没了，整个环境很快“新教化”了。
声称和你一个信仰的组织，数量依然不少，但基本都没有实践的能力，也做不出来有说服力的结果。这种情况下，就只能在理论方面走向极端，试图用单纯的理论论证来证明自己更正确。
在没法实践的情况下如何证明自己正确？只能试图去论证自己更正统，更接近“理论真理”。所以，这样下去，他就只能原教旨化，通过论证自己更接近“先知”和原始经义，证明自己的正确性。
而另一方面，在“信仰权威”缺乏的时代，什么人都可以宣称自己才掌握了真理，并且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论证和相互攻击。大家寻思出的奇怪路子很多，又不会被实践淘汰，结果，为了竞争，只能更加趋向极端，越来越执着于证明“我与先知最接近”。
新教化发展到最后，我估计会太平天国化。毕竟太平天国才是新教合法性理论的巅峰。
因为原教旨思路的核心是“接近初始正统”。对新教来说，到底谁最接近神子耶稣呢？当然不是后世那些学习耶稣和使徒们遗留典籍的神学家，而是耶稣自己。你再模仿、学习、还原，还能比他自己更像自己么？
所以，这个逻辑下，合法性最高的论述，不是“我领悟了耶稣时代的正统经义，大家都要听我的”，而是“天兄爷苏亲自下凡了，大家要听他的”，甚至“上帝爷火华也亲自下凡了，大家更要听他的”。
很怀疑洋人会不会搞出“大首领是马先知下凡，二首领是恩先知下凡”这种路数来……
6：文明性，去中心化，与中心化体系
另外一个思路，就是强调文明性。比如新闻里能看到的，要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，建立文化自信，就是这种例子。
但近现代，文明性叙事其实才是受打击最严重的。构建文明型的国家，前文所说的“中华民族”只是一个外壳。重要的是，“中华民族”拥有的“中华文明”，到底是什么？
从宋朝开始，人们逐渐建立了一套以儒释道为核心的学说系统，可以借此来表达“中华文明”。但在近现代，不同的群体，出于不同目的，都在不断对它进行攻击。
现在一提这类问题，很多人的印象依然是落后、封建、愚昧。别的不说，这本书里，大家应该就见了不少，仅仅因为一个关键词就愤怒的案例了。这套表述中华文明的体系，都给捣鼓成这样了，还能再用么？
要建立文化自信，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，这个文化，到底是哪个文化？想把这个问题界定好，就得给“传统文化”重新界定一个合乎当代的新体系出来。这起码是个韩愈级别的工作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在这之前，恐怕就只能将就着了。
当然，在文明性这方面，相比其他文明，这边其实有个很独特的优势。
之前提到过，“中华文明”不止是个文明，它本身就是个众多文明凝成的聚合体，自身就有普世性，只不过近代以来被人打没了。所以，条件合适的情况下，恢复过来也是自然而然的。
这个文明性里，本来就带有一些普世性色彩，古人甚至有意无意地实践出了一系列具有可行性的方案。
比如，华夷之辨和朝贡体系，就是这种灵活性非常强的工具，也很擅长对文明性和普世性进行调和，毕竟它本来就是干这个的。在自己力量有限的情况下，根据地缘、文化和自己影响力的大小，分门别类进行对待，可能才是更现实的选择。
之前有个冷门新闻，说有美国的政客指责中国，说中国在试图重现明朝的朝贡体系。当然，这个说法本身，现在其实没什么价值——对于中国来说，就现在这个实力，还是算了吧，离维持那个体系需要的武力基础还早着呢。对美国人来说，首先就不好确定，有几个人知道明朝是什么……
但这个说法本身是有点意思的。
大家都知道，他真正担心的不是明朝，是一个新的大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。这个体系一旦形成，肯定会和美国、北约的系统相互竞争的。
不过我不清楚，这些人是否看到了更深一层。
朝贡体系竞争的对象不止是美国，它竞争的是现在这个世界体系本身。
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这一系列彼此延续的国际体系，理论上都是要求国家平等，反对更高一级的权力。用个比较时髦的词，就是要求权威性和合法性“去中心化”。
这个思路就非常新教。当然，它确实就是新教获胜的产物，所以也正常。而这个体系，确实是最有利于“资本主义”发展的。
它把国家政权的合法性给“推恩”了。大家都有主权，都互相承认合法性，那合法性也就随之泛滥。贵族和商人能够通过操作，在国家范围之外，获得广阔的活动空间，乃至染指同级别的合法性。在原本有皇帝、国王们管着的体系里，这是很难做到的。
朝贡和宗藩体系就与之完全相反。只要还想在这个体系的范围内混，就必须接受管理。尤其是朝廷还有力量的时候，可能犯了事都没地方跑。而且这个贸易体系，是有核心、有自内及外颁行的规则的，非常的不自由。
所以，不是说统zhi者不想发展资本主义；也不是说明清时代，中国文化故步自封了，所以发展不起来。换哪个时代，都没什么可能，因为这俩从文明核心上就不相容。
可见，要重申文明性，重建文明秩序，要面对的外部阻力也不会小的，可能比那个普世性的难度更大。
当然，相应地，好处也很多。比如上文我们说过，单纯使用普世信仰进行组织，是很难成功的。但我们可以借住文明性，反过来行动。不用先建立共同信仰，再建立共同组织，而是先建立一个基于文明核心的朝贡体系，再在体系内逐层推行教化。
从历史经验看，后者比前者要可靠多了。它是真有可行性，而且连古人都成功过的。
这两个属性，在实际执行中，也可以兼顾。只要把文明性经营好，普世性其实也不是太大的问题，很多模板都是现成的。
举个例子，我们找个普世性的经典口号，比如号召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。这句话我们就可以这样释经：世界上那些不和我们团结起来的，就不是人民。不是人民是什么呢？属于人类但行为不像人的，叫蛮夷。所以这些敌对的人，应该当做蛮夷看待——这样，就回到大家熟悉的环境，可以充分借助历史经验了。
因为文明本身的特殊性，这两种合法性叙事，其实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边界。
上文我们提到一个问题，如何在当今环境下，重新描述“中华文明”。而从上面这个角度看，把新的普世性叙事融入进去，难度并不算高。
这种重构和升级，历史上已经出现很多次了，也不是奇怪的事情。当年能融入佛教，现在也一样能融入外来的思想。至于具体模式如何，就看谁做得好了。
之前我见过有人怀疑，这种事情会不会影响文化的纯洁性。不过这件事恐怕会很打击人，因为一个文化要追求纯洁性，比血缘追求纯洁性都难得多。到底有没有一个纯粹的源头，都是无法确定的。
还是举个例子，我们说古代的礼仪秩序，叫“封建礼教”。封建礼教的核心，是儒家崇奉的“周礼”。但周礼真的是周朝的礼仪么？当然不是。
周朝自己就没有一个稳定的、一以贯之的“周礼”，而成文的“周礼”内容，几乎都是汉儒写成的。这里头有多少是真的，是著名的学术难题。因为汉儒特别喜欢编造伪书……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，他们会假托古人，整本整本地编造“名人名言”。
《周礼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、《孔子家语》这些，都是他们自己编的。而且这个风气远不止儒家，道家的《列子》、《文子》、《亢仓子》、《鹖冠子》，兵家的《鬼谷子》、《阴符》、《尉缭子》……都是后人的伪作。
原教旨思维在这种背景下，根本生存不下去。因为他们不是找原典，然后解释自己的意图；而是先有自己的意图，再编一个“原典”来支撑自己。
这也是我们之前说，汉朝时候百家还在的一个原因。他们还在继续替祖师爷编新作呢。很多典籍就是这个时候写成的，所以当然还在了……
所以，这就有个很搞笑的悖论：理论上应该守旧、复古的封建礼教，本身就是个非常不守旧的东西。
话说回来，这种情况，其实才是中原文明的日常。大家一个比一个现实，看重的只有具体效果。指望有什么能完全保持原样，本来就不可能。现代也同样如此，不管是传统文化，还是外来文化，肯定都要变化的。这属于必然趋势，不需要惋惜，也没法阻止。
当然，在这种文明里，其实也不怎么需要讲究这些。大不了继续“六经注我”乃至“马经注我”。反正只要做得好，这都不是什么问题……
如今整个世界，很多地方都在“恢复历史常态”。我想我们在这方面，今后也能看到更多变化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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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上所述，在官府这一层，未来应该比较好预测。那么，重点又回到了“天”这里。
我们之前说过文明性和普世性的问题，而现在的情况是，朝廷两边都想要。
其实看咱们那个城楼就知道了。左边那句，就是文明性，右边那句，就是普世性。中间是把它们粘起来的那个人。
单看理论的话，这两者都没什么难度。
比如，想走普世信仰路线的话，理论上是没有什么门槛的。甚至不需要去发明新概念，直接宣称自己是苏联都行。
因为苏联不是个国家概念，是个类似罗马的那种普世概念，理论上是可以到处都冒出来的。完全可以宣称，俄国建立的那个苏联是伪苏联，我们这个苏联才是正统苏联。反正和一堆罗马一样，搞一堆苏联也是没问题的。
当然，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只是暴论。毕竟你打不过人家，没法让他新朝雅政……
而苏联结束之后，也依然有个很现实的问题：继续宣扬普世信仰路线到底值不值得？
我们之前说过，依靠普世信仰，建立跨地域稳定政权的尝试，几乎都失败了。苏联这一次，算是现代条件下的新一轮尝试，而且也确实带起了一波热潮。
不管是和他同意识形态的，还是其他类型的国家，都有人试图用信仰建立联盟国家。比如我们之前说过的南斯拉夫和埃及，都是这种例子。
但结果，大家也知道，这些尝试最后都失败了。
中国也是一个跨区域的国家，当初也面对着新霸主苏联对于民族问题的攻击。（美国那会儿好像还没学会这个话题……）苏联对于北方边疆区有明确的领土野心，这个情况下，其实也只能学他的模式，防止授人口实。不过从结果看，没有真去全盘模仿，才是正确的选择。
而在对外方面，也是如此。
把自己的信仰向外传播，也是普世信仰政权提高合法性的重要方法。从和平宣传，到派十字军，拉圣战，都是常见的方式。对苏联这种国家来说，也是一样的。所以，在条件允许，而且不妨碍自己更大利益的情况下，他很乐意付出一定代价，让其他国家改宗，甚至迫不及待地给人家授予社籍。因为这对他的合法性是有利的。
但在中国，这个方式就没那么好用了。
我尝试搜索了下中国对外援助，大部分都是在说被某某国家坑。偶尔会有几个出来解释，说我们没有被坑的，也都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。
在这里，已经不是哪种说法更合理的问题了——需要不断进行解释，还得从经济方面来解释，这本身就是问题了。只能说明，在信仰传播方面，怕是不太成功……
即使在真的存在宗教狂热的中世纪，十字军屡屡失败，也会让信徒们灰心丧气的，何况现代的中国呢？
之前“显学”部分已经说了，中国人看重的是实际效果，但现在一提这种事，普通人首先想到的都是越南之类的“实际案例”——越南和中国文化接近，常年接受帮助，但结果还是要仇视中国。共同信仰的正面效果，根本抵消不了地缘和文明上的副作用。
所以，优先考虑信仰，和优先考虑国家利益，到底哪个方式，能带来更稳定的外交关系？更进一步，还有个问题：信仰到底是工具，还是目的？
而且，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，不止是重视实用的中国，连欧美宗教大国，现在都有人开始排斥对外推行普世价值，要求自己的利益优先了。时至今日，再宣称自己要在全世界推行普世信仰，到底还能不能带来合法性加成，是个值得疑惑的问题。
信仰带来的热情，在中原这边，其实是个挺少见的情况。这一波热情消退之后，短期内还有没有重现的可能，结果怕是也比较悲观。
因为现在不止内部，外部环境也变了。
我不是太懂他们那些专业词汇，但参考历史经验，不难发现，这个变化还是很明显的。当年的“信仰权威”没了，整个环境很快“新教化”了。
声称和你一个信仰的组织，数量依然不少，但基本都没有实践的能力，也做不出来有说服力的结果。这种情况下，就只能在理论方面走向极端，试图用单纯的理论论证来证明自己更正确。
在没法实践的情况下如何证明自己正确？只能试图去论证自己更正统，更接近“理论真理”。所以，这样下去，他就只能原教旨化，通过论证自己更接近“先知”和原始经义，证明自己的正确性。
而另一方面，在“信仰权威”缺乏的时代，什么人都可以宣称自己才掌握了真理，并且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论证和相互攻击。大家寻思出的奇怪路子很多，又不会被实践淘汰，结果，为了竞争，只能更加趋向极端，越来越执着于证明“我与先知最接近”。
新教化发展到最后，我估计会太平天国化。毕竟太平天国才是新教合法性理论的巅峰。
因为原教旨思路的核心是“接近初始正统”。对新教来说，到底谁最接近神子耶稣呢？当然不是后世那些学习耶稣和使徒们遗留典籍的神学家，而是耶稣自己。你再模仿、学习、还原，还能比他自己更像自己么？
所以，这个逻辑下，合法性最高的论述，不是“我领悟了耶稣时代的正统经义，大家都要听我的”，而是“天兄爷苏亲自下凡了，大家要听他的”，甚至“上帝爷火华也亲自下凡了，大家更要听他的”。
很怀疑洋人会不会搞出“大首领是马先知下凡，二首领是恩先知下凡”这种路数来……
6：文明性，去中心化，与中心化体系
另外一个思路，就是强调文明性。比如新闻里能看到的，要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，建立文化自信，就是这种例子。
但近现代，文明性叙事其实才是受打击最严重的。构建文明型的国家，前文所说的“中华民族”只是一个外壳。重要的是，“中华民族”拥有的“中华文明”，到底是什么？
从宋朝开始，人们逐渐建立了一套以儒释道为核心的学说系统，可以借此来表达“中华文明”。但在近现代，不同的群体，出于不同目的，都在不断对它进行攻击。
现在一提这类问题，很多人的印象依然是落后、封建、愚昧。别的不说，这本书里，大家应该就见了不少，仅仅因为一个关键词就愤怒的案例了。这套表述中华文明的体系，都给捣鼓成这样了，还能再用么？
要建立文化自信，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，这个文化，到底是哪个文化？想把这个问题界定好，就得给“传统文化”重新界定一个合乎当代的新体系出来。这起码是个韩愈级别的工作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在这之前，恐怕就只能将就着了。
当然，在文明性这方面，相比其他文明，这边其实有个很独特的优势。
之前提到过，“中华文明”不止是个文明，它本身就是个众多文明凝成的聚合体，自身就有普世性，只不过近代以来被人打没了。所以，条件合适的情况下，恢复过来也是自然而然的。
这个文明性里，本来就带有一些普世性色彩，古人甚至有意无意地实践出了一系列具有可行性的方案。
比如，华夷之辨和朝贡体系，就是这种灵活性非常强的工具，也很擅长对文明性和普世性进行调和，毕竟它本来就是干这个的。在自己力量有限的情况下，根据地缘、文化和自己影响力的大小，分门别类进行对待，可能才是更现实的选择。
之前有个冷门新闻，说有美国的政客指责中国，说中国在试图重现明朝的朝贡体系。当然，这个说法本身，现在其实没什么价值——对于中国来说，就现在这个实力，还是算了吧，离维持那个体系需要的武力基础还早着呢。对美国人来说，首先就不好确定，有几个人知道明朝是什么……
但这个说法本身是有点意思的。
大家都知道，他真正担心的不是明朝，是一个新的大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。这个体系一旦形成，肯定会和美国、北约的系统相互竞争的。
不过我不清楚，这些人是否看到了更深一层。
朝贡体系竞争的对象不止是美国，它竞争的是现在这个世界体系本身。
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这一系列彼此延续的国际体系，理论上都是要求国家平等，反对更高一级的权力。用个比较时髦的词，就是要求权威性和合法性“去中心化”。
这个思路就非常新教。当然，它确实就是新教获胜的产物，所以也正常。而这个体系，确实是最有利于“资本主义”发展的。
它把国家政权的合法性给“推恩”了。大家都有主权，都互相承认合法性，那合法性也就随之泛滥。贵族和商人能够通过操作，在国家范围之外，获得广阔的活动空间，乃至染指同级别的合法性。在原本有皇帝、国王们管着的体系里，这是很难做到的。
朝贡和宗藩体系就与之完全相反。只要还想在这个体系的范围内混，就必须接受管理。尤其是朝廷还有力量的时候，可能犯了事都没地方跑。而且这个贸易体系，是有核心、有自内及外颁行的规则的，非常的不自由。
所以，不是说统zhi者不想发展资本主义；也不是说明清时代，中国文化故步自封了，所以发展不起来。换哪个时代，都没什么可能，因为这俩从文明核心上就不相容。
可见，要重申文明性，重建文明秩序，要面对的外部阻力也不会小的，可能比那个普世性的难度更大。
当然，相应地，好处也很多。比如上文我们说过，单纯使用普世信仰进行组织，是很难成功的。但我们可以借住文明性，反过来行动。不用先建立共同信仰，再建立共同组织，而是先建立一个基于文明核心的朝贡体系，再在体系内逐层推行教化。
从历史经验看，后者比前者要可靠多了。它是真有可行性，而且连古人都成功过的。
这两个属性，在实际执行中，也可以兼顾。只要把文明性经营好，普世性其实也不是太大的问题，很多模板都是现成的。
举个例子，我们找个普世性的经典口号，比如号召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。这句话我们就可以这样释经：世界上那些不和我们团结起来的，就不是人民。不是人民是什么呢？属于人类但行为不像人的，叫蛮夷。所以这些敌对的人，应该当做蛮夷看待——这样，就回到大家熟悉的环境，可以充分借助历史经验了。
因为文明本身的特殊性，这两种合法性叙事，其实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边界。
上文我们提到一个问题，如何在当今环境下，重新描述“中华文明”。而从上面这个角度看，把新的普世性叙事融入进去，难度并不算高。
这种重构和升级，历史上已经出现很多次了，也不是奇怪的事情。当年能融入佛教，现在也一样能融入外来的思想。至于具体模式如何，就看谁做得好了。
之前我见过有人怀疑，这种事情会不会影响文化的纯洁性。不过这件事恐怕会很打击人，因为一个文化要追求纯洁性，比血缘追求纯洁性都难得多。到底有没有一个纯粹的源头，都是无法确定的。
还是举个例子，我们说古代的礼仪秩序，叫“封建礼教”。封建礼教的核心，是儒家崇奉的“周礼”。但周礼真的是周朝的礼仪么？当然不是。
周朝自己就没有一个稳定的、一以贯之的“周礼”，而成文的“周礼”内容，几乎都是汉儒写成的。这里头有多少是真的，是著名的学术难题。因为汉儒特别喜欢编造伪书……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，他们会假托古人，整本整本地编造“名人名言”。
《周礼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、《孔子家语》这些，都是他们自己编的。而且这个风气远不止儒家，道家的《列子》、《文子》、《亢仓子》、《鹖冠子》，兵家的《鬼谷子》、《阴符》、《尉缭子》……都是后人的伪作。
原教旨思维在这种背景下，根本生存不下去。因为他们不是找原典，然后解释自己的意图；而是先有自己的意图，再编一个“原典”来支撑自己。
这也是我们之前说，汉朝时候百家还在的一个原因。他们还在继续替祖师爷编新作呢。很多典籍就是这个时候写成的，所以当然还在了……
所以，这就有个很搞笑的悖论：理论上应该守旧、复古的封建礼教，本身就是个非常不守旧的东西。
话说回来，这种情况，其实才是中原文明的日常。大家一个比一个现实，看重的只有具体效果。指望有什么能完全保持原样，本来就不可能。现代也同样如此，不管是传统文化，还是外来文化，肯定都要变化的。这属于必然趋势，不需要惋惜，也没法阻止。
当然，在这种文明里，其实也不怎么需要讲究这些。大不了继续“六经注我”乃至“马经注我”。反正只要做得好，这都不是什么问题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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