礼教的目标与背后的博弈
上述所说的问题，如果深究，是很麻烦的，因为这些神话其实经不起考证。
这个当然也不是我自己发现的，专业历史研究者们早就注意到了这些现象。
20世纪以来，受外界影响，国内也出现了妇女史的研究这个领域，但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准却参差不齐。一些研究者过分强调妇女史的特殊性，用两性对抗思路去解释问题。但人类社会的规律是，群体内部的合作必然是主流，否则这个群体就直接瓦解了。
在一些专业学者看来，妇女史研究，很多时候是“力图从某些外来的理念出发，去重新构建历史，而未能从史料出发，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妇女的过去”（《有感于中国妇女史研究现状》），而且这些外来理念，要么是古旧的、甚至是19世纪的过时理论，要么就是近年来西方涌现出来的、并没有被严肃史学研究证明过的东西。
所以，包括我们所说的神话与史实脱节的问题，也早就有人论述过了。只不过科研、科普经常性脱节，大众不怎么关心就是了。
我们这里可以再介绍一个例子，就是妇女守节问题。这是个经典的宣传和史实脱节、观点和史料陈旧的例子。实际上，在古代婚姻史方面，这种反复使用老史料，试图证明刻板印象式的传统话题，也是个大家都知道的问题（《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》）。
而这些年来，随着史学研究的进步，更多的古代资料被发掘出来，更先进更科学的手法（比如考古技术和数学方法等）也被用于历史研究。
上文我们提到过礼教的问题。按现在很多人的说法，在古代，尤其是明清，严格的礼教被用来约束和迫害妇女，比如用贞节约束寡妇之类。
但现实情况是，这根本不可行。哪怕束缚严格的清朝前中期，都是如此。
湖南陈氏是当地大族，而按照族谱记录，家族中的寡妇，再嫁的比例是66%（《两香续修陈氏族谱》）。在当时，这不是朝廷提倡的风气，但即使如此，在大族中，比例都不低。至于更穷的家庭，基本上没法让人不再嫁。
至于各地地方记录，更是十分繁多。
陕西地区“陕西风气，男乐于娶二婚，女不必专一姓，由来久矣”；山西“妇人不以再嫁为耻，虽儒家子亦娶以为偶”；湖南“妇人不以守节为重，不幸而嫠，劝嫁者踵至”；浙江“一醮再醮，恬不为怪”；四川“夫死改醮，离婚更嫁，则唐宋以来，此风久著，故家大族亦不废也”……
（醮，音“教”，古代结婚时用酒祭祀的礼仪，引申指代女性结婚）
和之前时代相比，清朝的各类档案留存很多，原始资料十分丰富。类似的记录非常多，基本上哪个地方都有。对于平民乃至一些大族，都是十分常见的现象。史学界也已经能确认，再嫁具有普遍性了。
而且，现在的通俗认知还有个误区，那就是礼教只是“鼓励守节”，而不是说守节是义务。
实际上，清朝的态度，是“朝廷有旌节妇之条，并无阻止寡妇不嫁之理”。言下之意，他宣传引导一下，就算尽力了。
但是还有一点，如此普遍的改嫁，同样不能证明清朝寡妇受压迫不大。因为这里也有个不符合传统印象的地方，就是改嫁在很多时候，并不是寡妇本人的选择。
这就还是上一章说的老问题，我们都知道礼教在说什么，但很多论述就停留在这里了。大家只关注礼教宣传了什么，但问题是宣传只是宣传，想正确认识事情的原理和来龙去脉，我们就得了解别的内容，比如礼教为什么会这么要求？朝廷为什么会支持这一种礼教？礼教到底有没有作用？这些问题的答案，不见得就是传统宣传的那样。
家庭、宗族、朝廷的博弈：
上一部分，我们说过，礼教其实是中下层男性的需求。中下层男性资源有限，娶妻不易，而且绝嗣可能性一直不小。而且，因为男性寿命更短，会遇到孩子没养大就去世的困境。这种情况下，应该如何保全家庭，也是个必须考虑的问题。
这个情况下，中下层男性可以托孤的对象，几乎没有挑选空间，基本上只能选妻子。因为……现代城市居民，很多都是小家庭，可能不太好理解，但古代家族中，这种情况下，族人、兄弟这些“亲人”，反而是很不可信的。
如果男主人在，可能大家还会团结、拉拢他，如果男主人没了，那亲戚趁机欺负孤儿寡母，试图吃绝户的现象，是十分普遍的。
实际上，和传统印象相反的是，只有少数上层富裕家族，才倾向于支持或者强迫寡妇守节。在大多数中下层家庭里，夫家的家族势力往往并不希望寡妇守节。他们最希望的是寡妇改嫁，这样就能瓜分死去的男主人的家产。有些家族还会强行控制寡妇，自己做主把寡妇出嫁，收取彩礼，再赚一笔。另一方面，中下层家族本身，因为经济实力限制，对于赡养脱产守节的寡妇的意愿也很低。当代学者对清朝案卷的研究发现，妇女的守节，基本上是个人行为，而不是或不完全是家庭行为，更不是家族行为。简而言之就是得自己有钱才行。实际上，在一些地区的中下层社会里，人们普遍就不认为，中下层家庭的寡妇有守节的必要（《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》）。
至于朝廷这边，态度也很简单。
孤儿寡母离开原来的家庭再嫁，意味着一个小家庭被兼并，财产大部分都会落入夫家那边的豪强族属手中。这意味着户数的减少，和地方大族势力的增强。所以，朝廷当然要反对。
在这方面，朝廷最大的敌人，就是地方豪强。因为大族豪强的势力往往根本不管朝廷的禁令，就是要强行逼迫，让寡妇同意改嫁，以从中牟利。有些地方，干脆连演都不演，直接“扛孀”（就是让打手把寡妇直接抓走卖了）。由于基层管理能力不足，朝廷对此经常是无力的，只能寄希望于宣传，号召受害者把事情闹大，然后抓住恶劣案例，杀鸡儆猴。然而即使如此，效果也很有限，随着清朝由盛转衰，就更加严重了。
所以，清朝法律并不禁止寡妇再嫁，相反，法律禁止，并且严厉处罚强制寡妇改嫁的行为。在这方面，寡妇的个人意志又突然变得重要起来。
这种对比还不算离谱，至少在引导方向上，还能看出法律是倾向于支持妇人守贞的。但是，清朝法律里，还有更多看起来完全精分的地方。
比如，法律不保护再嫁的自由，但另一方面，法律保护招赘婿的自由。
要是从刻板印象的礼教和贞节方面看，这个规定就很神奇。赘婿是自古以来就被官府歧视和限制的对象，寡妇再婚按理说也是，但寡妇招赘婿，二者叠加，官府就突然变得非常宽容了……
究其原因，是因为“贞节”宣传，其实就不是真的要贞节本身。
官府的目标是保护小家庭，维持户口。而寡妇招赘，意味着她有财力和意愿维持原有家庭（入赘和出嫁不同，是不改变原有家庭性质和户籍的），而且得到了劳动力和武力（后者在基层也非常重要的）。另一边，加入家庭的赘婿，本来就没多大可能正常娶妻，基本上没可能建立稳定家庭，对官府来说价值很低。当赘婿还能起一点正面作用，属于废物利用了。
因此，官府对这种双倍不礼教的行为，反而是许可的。只要走官府的程序，就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。（而且实际案例里，不走程序也基本上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……）
在一些极端案例里，这种趋向就更明显。
清代巴县有一名妇女覃氏，有三个儿子。丈夫死后，覃氏选择守节抚养孩子。但之后，覃氏与自家雇工通奸，私产一子。覃氏的儿子们此时已经成年，但没有举报。事情被丈夫的兄弟们发现，告到县衙。（《清代巴县档案中的54例犯奸案件分析》）
清律规定，家奴或者雇工，与主人家女性通奸的，双方都判斩立决。这个案例里，通奸的女方此前一直被认为是节妇，结果直接连私生子都搞出来了，按理说对贞节的破坏更大，情节更严重。但衙门考察案情之后，只判雇工责惩（训斥责打），覃氏掌责（戒尺打手那种），都没到五级正刑的级别（就是正经的抽屁股都没到）。
这种夸张的案子背后，更容易看出官府的行事逻辑。
官府要求守节，看的不是贞节本身，而是维持家庭和养育子嗣。覃氏把三个儿子都抚养成人，实际上已经完成了“守节”这个任务的核心部分。之后有没有找其他男人，都是次要的内容了，属于可以通融的部分。
而另一边，覃氏从通奸到生子，最难瞒住的是她的儿子们。但儿子们没有报官，丈夫的兄弟们却去告状了。那个时候，丈夫的兄弟们，是“吃绝户”的主力。
实际上，按清朝基层官员们编写的断案经验，碰到亡夫家人举报寡妇通奸，尤其是打出人命的情况下，要紧的不是去调查奸夫淫妇是否真的通奸，而是第一时间追查那些亡夫家人，特别要关注亡夫的财产去向。当时这种情况的严重程度，可见一斑。
遇到这种情况，衙门第一反应，就是对这几个兄弟提高警惕。
这么一来，县衙的反应就可以理解了。
当然，这种规定和宗族的利益也会冲突。一些宗族的家规和官府的法律直接矛盾，双方为此也多有交锋，具体实现情况，只能看各地的控制力度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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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当然也不是我自己发现的，专业历史研究者们早就注意到了这些现象。
20世纪以来，受外界影响，国内也出现了妇女史的研究这个领域，但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准却参差不齐。一些研究者过分强调妇女史的特殊性，用两性对抗思路去解释问题。但人类社会的规律是，群体内部的合作必然是主流，否则这个群体就直接瓦解了。
在一些专业学者看来，妇女史研究，很多时候是“力图从某些外来的理念出发，去重新构建历史，而未能从史料出发，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妇女的过去”（《有感于中国妇女史研究现状》），而且这些外来理念，要么是古旧的、甚至是19世纪的过时理论，要么就是近年来西方涌现出来的、并没有被严肃史学研究证明过的东西。
所以，包括我们所说的神话与史实脱节的问题，也早就有人论述过了。只不过科研、科普经常性脱节，大众不怎么关心就是了。
我们这里可以再介绍一个例子，就是妇女守节问题。这是个经典的宣传和史实脱节、观点和史料陈旧的例子。实际上，在古代婚姻史方面，这种反复使用老史料，试图证明刻板印象式的传统话题，也是个大家都知道的问题（《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》）。
而这些年来，随着史学研究的进步，更多的古代资料被发掘出来，更先进更科学的手法（比如考古技术和数学方法等）也被用于历史研究。
上文我们提到过礼教的问题。按现在很多人的说法，在古代，尤其是明清，严格的礼教被用来约束和迫害妇女，比如用贞节约束寡妇之类。
但现实情况是，这根本不可行。哪怕束缚严格的清朝前中期，都是如此。
湖南陈氏是当地大族，而按照族谱记录，家族中的寡妇，再嫁的比例是66%（《两香续修陈氏族谱》）。在当时，这不是朝廷提倡的风气，但即使如此，在大族中，比例都不低。至于更穷的家庭，基本上没法让人不再嫁。
至于各地地方记录，更是十分繁多。
陕西地区“陕西风气，男乐于娶二婚，女不必专一姓，由来久矣”；山西“妇人不以再嫁为耻，虽儒家子亦娶以为偶”；湖南“妇人不以守节为重，不幸而嫠，劝嫁者踵至”；浙江“一醮再醮，恬不为怪”；四川“夫死改醮，离婚更嫁，则唐宋以来，此风久著，故家大族亦不废也”……
（醮，音“教”，古代结婚时用酒祭祀的礼仪，引申指代女性结婚）
和之前时代相比，清朝的各类档案留存很多，原始资料十分丰富。类似的记录非常多，基本上哪个地方都有。对于平民乃至一些大族，都是十分常见的现象。史学界也已经能确认，再嫁具有普遍性了。
而且，现在的通俗认知还有个误区，那就是礼教只是“鼓励守节”，而不是说守节是义务。
实际上，清朝的态度，是“朝廷有旌节妇之条，并无阻止寡妇不嫁之理”。言下之意，他宣传引导一下，就算尽力了。
但是还有一点，如此普遍的改嫁，同样不能证明清朝寡妇受压迫不大。因为这里也有个不符合传统印象的地方，就是改嫁在很多时候，并不是寡妇本人的选择。
这就还是上一章说的老问题，我们都知道礼教在说什么，但很多论述就停留在这里了。大家只关注礼教宣传了什么，但问题是宣传只是宣传，想正确认识事情的原理和来龙去脉，我们就得了解别的内容，比如礼教为什么会这么要求？朝廷为什么会支持这一种礼教？礼教到底有没有作用？这些问题的答案，不见得就是传统宣传的那样。
家庭、宗族、朝廷的博弈：
上一部分，我们说过，礼教其实是中下层男性的需求。中下层男性资源有限，娶妻不易，而且绝嗣可能性一直不小。而且，因为男性寿命更短，会遇到孩子没养大就去世的困境。这种情况下，应该如何保全家庭，也是个必须考虑的问题。
这个情况下，中下层男性可以托孤的对象，几乎没有挑选空间，基本上只能选妻子。因为……现代城市居民，很多都是小家庭，可能不太好理解，但古代家族中，这种情况下，族人、兄弟这些“亲人”，反而是很不可信的。
如果男主人在，可能大家还会团结、拉拢他，如果男主人没了，那亲戚趁机欺负孤儿寡母，试图吃绝户的现象，是十分普遍的。
实际上，和传统印象相反的是，只有少数上层富裕家族，才倾向于支持或者强迫寡妇守节。在大多数中下层家庭里，夫家的家族势力往往并不希望寡妇守节。他们最希望的是寡妇改嫁，这样就能瓜分死去的男主人的家产。有些家族还会强行控制寡妇，自己做主把寡妇出嫁，收取彩礼，再赚一笔。另一方面，中下层家族本身，因为经济实力限制，对于赡养脱产守节的寡妇的意愿也很低。当代学者对清朝案卷的研究发现，妇女的守节，基本上是个人行为，而不是或不完全是家庭行为，更不是家族行为。简而言之就是得自己有钱才行。实际上，在一些地区的中下层社会里，人们普遍就不认为，中下层家庭的寡妇有守节的必要（《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》）。
至于朝廷这边，态度也很简单。
孤儿寡母离开原来的家庭再嫁，意味着一个小家庭被兼并，财产大部分都会落入夫家那边的豪强族属手中。这意味着户数的减少，和地方大族势力的增强。所以，朝廷当然要反对。
在这方面，朝廷最大的敌人，就是地方豪强。因为大族豪强的势力往往根本不管朝廷的禁令，就是要强行逼迫，让寡妇同意改嫁，以从中牟利。有些地方，干脆连演都不演，直接“扛孀”（就是让打手把寡妇直接抓走卖了）。由于基层管理能力不足，朝廷对此经常是无力的，只能寄希望于宣传，号召受害者把事情闹大，然后抓住恶劣案例，杀鸡儆猴。然而即使如此，效果也很有限，随着清朝由盛转衰，就更加严重了。
所以，清朝法律并不禁止寡妇再嫁，相反，法律禁止，并且严厉处罚强制寡妇改嫁的行为。在这方面，寡妇的个人意志又突然变得重要起来。
这种对比还不算离谱，至少在引导方向上，还能看出法律是倾向于支持妇人守贞的。但是，清朝法律里，还有更多看起来完全精分的地方。
比如，法律不保护再嫁的自由，但另一方面，法律保护招赘婿的自由。
要是从刻板印象的礼教和贞节方面看，这个规定就很神奇。赘婿是自古以来就被官府歧视和限制的对象，寡妇再婚按理说也是，但寡妇招赘婿，二者叠加，官府就突然变得非常宽容了……
究其原因，是因为“贞节”宣传，其实就不是真的要贞节本身。
官府的目标是保护小家庭，维持户口。而寡妇招赘，意味着她有财力和意愿维持原有家庭（入赘和出嫁不同，是不改变原有家庭性质和户籍的），而且得到了劳动力和武力（后者在基层也非常重要的）。另一边，加入家庭的赘婿，本来就没多大可能正常娶妻，基本上没可能建立稳定家庭，对官府来说价值很低。当赘婿还能起一点正面作用，属于废物利用了。
因此，官府对这种双倍不礼教的行为，反而是许可的。只要走官府的程序，就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。（而且实际案例里，不走程序也基本上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……）
在一些极端案例里，这种趋向就更明显。
清代巴县有一名妇女覃氏，有三个儿子。丈夫死后，覃氏选择守节抚养孩子。但之后，覃氏与自家雇工通奸，私产一子。覃氏的儿子们此时已经成年，但没有举报。事情被丈夫的兄弟们发现，告到县衙。（《清代巴县档案中的54例犯奸案件分析》）
清律规定，家奴或者雇工，与主人家女性通奸的，双方都判斩立决。这个案例里，通奸的女方此前一直被认为是节妇，结果直接连私生子都搞出来了，按理说对贞节的破坏更大，情节更严重。但衙门考察案情之后，只判雇工责惩（训斥责打），覃氏掌责（戒尺打手那种），都没到五级正刑的级别（就是正经的抽屁股都没到）。
这种夸张的案子背后，更容易看出官府的行事逻辑。
官府要求守节，看的不是贞节本身，而是维持家庭和养育子嗣。覃氏把三个儿子都抚养成人，实际上已经完成了“守节”这个任务的核心部分。之后有没有找其他男人，都是次要的内容了，属于可以通融的部分。
而另一边，覃氏从通奸到生子，最难瞒住的是她的儿子们。但儿子们没有报官，丈夫的兄弟们却去告状了。那个时候，丈夫的兄弟们，是“吃绝户”的主力。
实际上，按清朝基层官员们编写的断案经验，碰到亡夫家人举报寡妇通奸，尤其是打出人命的情况下，要紧的不是去调查奸夫淫妇是否真的通奸，而是第一时间追查那些亡夫家人，特别要关注亡夫的财产去向。当时这种情况的严重程度，可见一斑。
遇到这种情况，衙门第一反应，就是对这几个兄弟提高警惕。
这么一来，县衙的反应就可以理解了。
当然，这种规定和宗族的利益也会冲突。一些宗族的家规和官府的法律直接矛盾，双方为此也多有交锋，具体实现情况，只能看各地的控制力度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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