阮朝与清朝 下
而这一次，从乾隆的视角，能看出什么呢？
首先，绿营兵就是不堪用，还是八旗靠谱一点。
这一时期，绿营兵纸面上的收入和驻防八旗是大体差不多的，骑兵饷银基本相同（2两），步兵绿营略高一点（1.5两）。八旗给的口粮比较多，因为不准他从事其他产业，要给他钱养全家，而且八旗得自备武器粮草。（当然乾隆这会儿，这个政策已经名存实亡了。八旗兵把自己的火器卖了都不少见……）
京营八旗待遇更高，尤其是前锋营、护军营、健锐营等（就是和王伦手下一千人交战，撑住了三次冲锋的那些），每月有四两。
另外这里需要注意，八旗饷银，也就是俗称的“铁杆庄稼”，是只发给旗兵的。八旗男丁如果没有爵位，也没有当上兵，那就领不到。
八旗人口增长，但旗兵名额是一直不变的。到乾隆时，京城八旗男丁大概有60万人，而兵额只有12万。剩下五分之四的人，就没有铁杆庄稼，而且也不准种田、务工、经商。完全没有收入，没饭吃怎么办？自己想办法，反正朝廷不管，饿死了那是你自己事。（有爵位的人不到旗人总数1%，能不当兵还领钱的就是这些人，不过这只是极少数了）
这还是待遇最好的京营，其他地方的可想而知。
这种情况下，补兵缺成了旗人家庭的头等大事，但名额所限，大部分人无论如何就是补不上。乾隆试图减少八旗男丁数量，削减了大量汉八旗，但这种现象依然无法缓解。
很黑色幽默的是，太平天国战争改善了很多旗人的处境。因为不少旗城覆灭，一下空出来一堆缺，导致剩下的旗人日子反而好过了。
在乾隆看来，八旗明显比绿营战斗意志更好，而且成本其实也不高。但绿营表现再差，也不能不养，因为他虽然打仗不积极，但要是加入起义军，跑去反清，就会非常积极。王伦的手下就有这种例子，清朝自己显然是知道的，也没什么办法。乾隆不爽也很正常，不爽也没办法……
其次，骑射就是好。战斗中，义军的不少军官和著名人物，都是被弓箭射死的（包括那几个女将）。而火器部队表现拙劣，大部分时候只能乱放枪，放完了就跑。
第三，民间组织相当可怕。清朝官府一直在禁止结社禁止习武，但王伦部的水平如何呢？我们之前的描述里，好像除了几百人的教众，就是一群临时拉来的农民，但清朝人自己是记录过的。
王伦义军在组织上，以十人为一组，五十人为一队，每队都有正副两个头目。家属坐车，士兵步行，马不多，一般都是军官骑马。军官把名字写在红绸上，系于马鬃。
上战场前，义军军官腰间插小旗，在战场上以小旗子来指挥。军官和士兵，头巾有红、蓝、白三色，以此区分级别。扎营时，用牛马大车数百辆回环禁护，前后建营十数里，枪刀旗帜排列严密，旗杆上揭起大纛，夜则悬大灯，光照远近，军容甚盛。（秦震钧《守临清日记》）这实际上已经很有正规军队的色彩了，清军一开始打不过他们，也不算意外。
而且，巡抚徐绩自己都奏称，义军“攻城只杀官劫库，不害百姓”。俞蛟《临清寇略》记载：“至之日，听国师梵伟之谋，伪收人心，不杀劫，一切食物，均易之以价。有一贼食人梨而少与值，立斩之，而倍以偿。于是无知细民，咸谓贼无所害；而稍有知识者，亦图苟安，不思远避。”显然，在这方面，管束也是很到位的。
而且，虽然用清水教进行宣传，但他们这个教，也不是个排他性的宗教。当地回民就有参与王伦起义的，甚至包括一个回民武举人，和几个文武生员。
而建立这个组织花了多久呢？清朝自己的调查显示，王伦传教也就只用了三年。
显然，清朝对于民间的约束，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。要知道这是乾隆三十九年的事情，是很多人平时印象里，清朝的严酷统治、愚民政策达到巅峰的时候……
第四，民间宗教文化是反清的利器。这种民间宗教和社团，在清朝，几乎是遍地都是，而且基本上都在宣传反清。乾隆的对策就是扩大文字狱，希望从民间抓出来想造反的人。
乾隆时期文字狱的特点，一个是数量急速增加，一个是重点变化。
康熙、雍正两朝文字狱大约三十起，其中涉及官绅、名士者至少二十起，占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二。而乾隆年间，则多数是下层知识分子及稍解文义的平民。在约一百三十起文字狱中，下层知识分子（童生、秀才、监生、武生等）占近四十起，平民五十多起，二者合计，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。（《清朝文字狱》）
而在乾隆执行文字狱的过程中，他真的抓到过准备造反的民间团体——因为民间团体也确实经常用宗教册子、童谣之类的方式进行反清宣传。全国都在这么干。
总结下来，乾隆的教训就是，要加强八旗，要看重射箭，要加大力度防汉人的组织，要加大力度搞文字狱。
这些当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，不可能治本的，连标都不一定能治。关键在哪，又没法说，更没法改，那就只能这么硬压了。
至于能不能压住，那也当然是压不住的。
二十年后，嘉庆元年，白莲教起义爆发。波及川、楚、陕、豫、甘、湘、黔、赣、皖九省；历时九年零四个月，前后与十六省清军交战。清朝战死一二品大员二十余人，副将以下将佐四百余人，耗费高达二亿多两白银。朝廷在川陕等地的基层几乎彻底崩溃，只能放权给当地地主，依靠团练来勉强维持。
纵观历代王朝，几乎就没有跌落这么快的。其他朝廷，到这个程度，就可以开始倒计时了。
而乾隆本人，对于清朝的治理，是很自豪的。他总结说，“且前代所以亡国者，曰强藩，曰外患，曰权臣，曰外戚，曰女谒，曰宦寺，曰奸臣，曰佞幸，今皆无一仿佛者。”
这个总结除了没把民怨考虑进去，基本上算很完善了，而清朝实际上也确实避免了其中绝大部分问题。然而就是他考虑之外的因素，把清朝摧毁了——如果没有洋人，还会毁灭的更早。
所以之前才说，清朝是耗尽了君主制能量的“终末王朝”。当导致传统王朝灭亡的上层原因都排除了，却还不能阻止灭亡，那还能怎么办呢？
“周期律”显然不是“无变化”，这种变化正是周期律的效果。
当然，这些都是比较大的方面了。在具体措施上，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。上文的介绍里，大家能看出，清朝的很多地方跟不设防差不多。驻防军队也和葫芦娃救爷爷一样，不断地三五百地去送，很久才反应过来。而且即使正规军出动，依然是你凑一千我凑五百，甚至连这一千人都不能一起出动，舒赫德的军队实际上是二百人一停地调动的。
原因在于，清朝真的不敢放任更大规模的部队集结和调动了。时间长了，甚至失去了这种能力。而且不仅是绿营不能大规模集结，连八旗都不能（旗人一样会想造反的……）
在这些因素作用下，清朝的各种怪现象就可以理解了。
之前，形容清军战斗力的时候，就说过，清军不是强弱的问题，他的战斗力是魔幻这个级别的，几乎让人找不出什么规律。原因大概也在这里。清朝的政策其实也是如此。一方面，有常态化的民族区分和压迫，但另一方面，清朝只要不触及自己的统治，几乎是想方设法拉拢汉人，有些举措甚至近乎讨好。换现在的流行词，就是汉人具有极高的统战价值。
军队粮饷问题上面已经说了，在民间，清朝的救荒行动，到了集历代之大成的程度。包括蠲免、赈济、调粟、借贷、除害、安辑、抚恤等七个方面，在组织、力度、次数上，达到了古代巅峰。
乾隆虽然苛刻，但在赈灾的时候一直不惜血本，平均每年财政支出的12%都用在了救灾上。清廷也经常减免赋税，康熙在位前44年，蠲免钱粮超过9000万两；乾隆年间，四次普免天下钱粮、两次普免天下漕粮，累计减免超过一亿两。其他举措，比如在治水等方面，也投资巨大。（当时有“工赈”一项，修建水利是其中的主要类别）
加上摊丁入亩，取消人头税，清朝实际上损失了很大的财政收入。不过清朝行政效率和理财能力很不错，依然能够维持。也是在这种环境下，产生了人口的快速增长。（土豆番薯这些作物影响很小）
其中一个重要的动力，前面也说过，清朝的镇压能力实际上是很糟糕的。想维持统治，就只能这样安抚了。钱穆在《国史大纲》中认为，清代统治中国的策略，就是一方面钳制士大夫，一方面讨好民众。
甚至在法律方面，都十分明显。只要汉人和回民、苗民、蒙古人等起冲突，清朝几乎毫不犹豫就会袒护汉人。在被洋人打了好几次之前，和洋人冲突时，也一样偏袒汉人。乾隆年间发生了好几起洋人水手误杀、殴杀汉人的事件，乾隆都要求从重从快，必须立刻处决。洋人每次都坚定抗议，但每次都失败。
（有兴趣的可以搜下德兰诺瓦事件，这事儿对现在都有影响。几百年来，欧美人基本上不承认中国任何政权对欧美人的审判具有合法性，哪怕证据确凿。包括当今。当然这个更多应该是宗教因素。）
基本上，只要别和有头有脸的旗人发生利益冲突，都可以照顾。至于普通旗人，实际上也没有多大差别（比如乾隆年间，旗人欠民人高利贷的经典例子）。
当代学者对清朝命案进行统计，没有发现身份导致的明显量刑区别。（《清代旗人民人法律地位的异同—以命案量刑为中心的考察》）有时，清廷为了表示自己对八旗约束严格，还会有意加重对犯案旗人的处罚力度。
此外，清朝有良贱律，良家子和奴仆发生冲突，法律偏袒良家子，哪怕有旗民之分也适用。八旗里的奴仆不少，普通汉人对他们犯罪，是有合法减刑的。这种例子就明显体现了统治者的态度。
大家需要注意的是，有个很容易犯的误区，就是“本族”和“统战对象”的地位问题。很多人觉得本族是政权的基石，政权在本族中的合法性，和得到的忠诚是最高的，所以应该是优待对象，但实际上，这种优待往往是政治性的，一般是没有天花板，或者选官有优先之类——说的直白点，就是除了面子，和大多数普通人没什么关系。
因为合法性不是拿来收藏的，是拿来花的；忠诚不是拿来保存的，是拿来消耗的。对于忠诚的“本族”，统治者的思路并不是“他和我是一家，我要好好对待他”，而是“他和我是一家，所以更不会造反，那这次就请他牺牲一下吧”。
当年入关的时候，中原有一大堆敌人，反正都要打，所以可以适当放纵。但坐天下之后，为了维持统治，就必须苦一苦旗丁，是很正常的反应。
所以，对于底层来说，甚至可能产生政治地位和实际地位的倒挂。“统战对象”在经济乃至司法方面，反而有优势。这种思路甚至是超越时代和阶级的，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。（当然，前提是这些人是“统战对象”，而不是敌人。）
之前我看有人吹嘘英国人军纪好。历次和清朝的战争里，英军约束部卒，和民众往来时也比较温和。有印度士兵侵扰居民，白人军官就把印度兵枪毙了，来安抚民众。这个行为看起来和英国在世界各地的风格都不符，但套用上文这个模型，就很好理解。
当地民众和英国人对抗的时候，比清军都能打，如果和这些人纠缠下去，战争目标就根本完不成了。所以，这些民众就具有了很大的“统战价值”。而印度兵并不值钱，牺牲掉他，其他印度人也不会做什么，那他不当代价，谁当代价。
我们这边的历史教育里，喜欢提三元里的事情，也不完全是阶级史观的问题。对不了解当时情况的人来说，可能显得很突兀，但在当时，清朝正规军表现不如村里“刁民”，是很正常的情况。也正是这些反常情况，才让英国人也一反常态，也影响了之后列强对于清朝的整体思路。
因为那会儿列强的战斗力，实际上也不宜过于高估。青州八旗在和英军的战斗中，打出过2:1~3:1的伤亡比，事情传到了欧洲，让恩格斯感慨说“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，他们绝到不了南京”。但看上文，青州八旗的战斗力，也就是和仓促起事的农民五五开……
而最后，“刁民”对洋人的总爆发，就是义和团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各方的立场也很有意思。当今很多人对于义和团十分鄙夷，然而当时，最了解中国的洋人赫德，却十分担忧，在他的文章里建议“必须对这次暴动的不法行为加以宽恕”。
为什么赫德比现在的某些中国人，还显得畏惧、懦弱？因为他真的见过当时的情况。
（赫德认为，只要五十年，中国人就能够驱逐和报复外国人。想推迟、避免这个结果，只要两种方式，一是瓜分，二是“奇迹般地”传播基督教。但这二者都没什么实现的可能性，所以只能赶紧和他们妥协。）
当然，洋人最后也没学到清朝级别的政治水平，连赫德预期的最低成果都没达到。
而清朝自己，最后也崩盘了。
清朝后期的民变数量，多到可以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。在1836~1911年间，仅清朝《实录》收录的，影响力和规模大到需要上报朝廷要求处置的民变，就有5387次。也就是说在这75年里，平均每五天就有一次规模较大的造反。
其中，有离现在比较近，资料记录更多的原因。但数字离谱到这种程度，恐怕还是因为当时的客观状况。
而且，这个和外国思想，和资产阶级，关系估计也是有限的。因为造反最高峰在1856～1865年，这十年发生了2332次，平均每天就有1.5场较大规模造反的……
清朝的应对方式依然是一边镇压，一边收买。清末的众多将领，很多都是造反出身，一些比较出名的，像冯子材、刘铭传、刘永福、丁汝昌等等，都是被清朝招安来的。（甚至还互相打。冯子材反清比较早，招安的也早，当官的时候，刘永福还在反清。结果两人打起来，刘永福没打过，这才跑越南去了……）
而随着矛盾进一步加深，清朝在保持自己统治和顶层特权的情况下，已经没法协调了，那就只能从上向下垮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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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绿营兵就是不堪用，还是八旗靠谱一点。
这一时期，绿营兵纸面上的收入和驻防八旗是大体差不多的，骑兵饷银基本相同（2两），步兵绿营略高一点（1.5两）。八旗给的口粮比较多，因为不准他从事其他产业，要给他钱养全家，而且八旗得自备武器粮草。（当然乾隆这会儿，这个政策已经名存实亡了。八旗兵把自己的火器卖了都不少见……）
京营八旗待遇更高，尤其是前锋营、护军营、健锐营等（就是和王伦手下一千人交战，撑住了三次冲锋的那些），每月有四两。
另外这里需要注意，八旗饷银，也就是俗称的“铁杆庄稼”，是只发给旗兵的。八旗男丁如果没有爵位，也没有当上兵，那就领不到。
八旗人口增长，但旗兵名额是一直不变的。到乾隆时，京城八旗男丁大概有60万人，而兵额只有12万。剩下五分之四的人，就没有铁杆庄稼，而且也不准种田、务工、经商。完全没有收入，没饭吃怎么办？自己想办法，反正朝廷不管，饿死了那是你自己事。（有爵位的人不到旗人总数1%，能不当兵还领钱的就是这些人，不过这只是极少数了）
这还是待遇最好的京营，其他地方的可想而知。
这种情况下，补兵缺成了旗人家庭的头等大事，但名额所限，大部分人无论如何就是补不上。乾隆试图减少八旗男丁数量，削减了大量汉八旗，但这种现象依然无法缓解。
很黑色幽默的是，太平天国战争改善了很多旗人的处境。因为不少旗城覆灭，一下空出来一堆缺，导致剩下的旗人日子反而好过了。
在乾隆看来，八旗明显比绿营战斗意志更好，而且成本其实也不高。但绿营表现再差，也不能不养，因为他虽然打仗不积极，但要是加入起义军，跑去反清，就会非常积极。王伦的手下就有这种例子，清朝自己显然是知道的，也没什么办法。乾隆不爽也很正常，不爽也没办法……
其次，骑射就是好。战斗中，义军的不少军官和著名人物，都是被弓箭射死的（包括那几个女将）。而火器部队表现拙劣，大部分时候只能乱放枪，放完了就跑。
第三，民间组织相当可怕。清朝官府一直在禁止结社禁止习武，但王伦部的水平如何呢？我们之前的描述里，好像除了几百人的教众，就是一群临时拉来的农民，但清朝人自己是记录过的。
王伦义军在组织上，以十人为一组，五十人为一队，每队都有正副两个头目。家属坐车，士兵步行，马不多，一般都是军官骑马。军官把名字写在红绸上，系于马鬃。
上战场前，义军军官腰间插小旗，在战场上以小旗子来指挥。军官和士兵，头巾有红、蓝、白三色，以此区分级别。扎营时，用牛马大车数百辆回环禁护，前后建营十数里，枪刀旗帜排列严密，旗杆上揭起大纛，夜则悬大灯，光照远近，军容甚盛。（秦震钧《守临清日记》）这实际上已经很有正规军队的色彩了，清军一开始打不过他们，也不算意外。
而且，巡抚徐绩自己都奏称，义军“攻城只杀官劫库，不害百姓”。俞蛟《临清寇略》记载：“至之日，听国师梵伟之谋，伪收人心，不杀劫，一切食物，均易之以价。有一贼食人梨而少与值，立斩之，而倍以偿。于是无知细民，咸谓贼无所害；而稍有知识者，亦图苟安，不思远避。”显然，在这方面，管束也是很到位的。
而且，虽然用清水教进行宣传，但他们这个教，也不是个排他性的宗教。当地回民就有参与王伦起义的，甚至包括一个回民武举人，和几个文武生员。
而建立这个组织花了多久呢？清朝自己的调查显示，王伦传教也就只用了三年。
显然，清朝对于民间的约束，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。要知道这是乾隆三十九年的事情，是很多人平时印象里，清朝的严酷统治、愚民政策达到巅峰的时候……
第四，民间宗教文化是反清的利器。这种民间宗教和社团，在清朝，几乎是遍地都是，而且基本上都在宣传反清。乾隆的对策就是扩大文字狱，希望从民间抓出来想造反的人。
乾隆时期文字狱的特点，一个是数量急速增加，一个是重点变化。
康熙、雍正两朝文字狱大约三十起，其中涉及官绅、名士者至少二十起，占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二。而乾隆年间，则多数是下层知识分子及稍解文义的平民。在约一百三十起文字狱中，下层知识分子（童生、秀才、监生、武生等）占近四十起，平民五十多起，二者合计，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。（《清朝文字狱》）
而在乾隆执行文字狱的过程中，他真的抓到过准备造反的民间团体——因为民间团体也确实经常用宗教册子、童谣之类的方式进行反清宣传。全国都在这么干。
总结下来，乾隆的教训就是，要加强八旗，要看重射箭，要加大力度防汉人的组织，要加大力度搞文字狱。
这些当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，不可能治本的，连标都不一定能治。关键在哪，又没法说，更没法改，那就只能这么硬压了。
至于能不能压住，那也当然是压不住的。
二十年后，嘉庆元年，白莲教起义爆发。波及川、楚、陕、豫、甘、湘、黔、赣、皖九省；历时九年零四个月，前后与十六省清军交战。清朝战死一二品大员二十余人，副将以下将佐四百余人，耗费高达二亿多两白银。朝廷在川陕等地的基层几乎彻底崩溃，只能放权给当地地主，依靠团练来勉强维持。
纵观历代王朝，几乎就没有跌落这么快的。其他朝廷，到这个程度，就可以开始倒计时了。
而乾隆本人，对于清朝的治理，是很自豪的。他总结说，“且前代所以亡国者，曰强藩，曰外患，曰权臣，曰外戚，曰女谒，曰宦寺，曰奸臣，曰佞幸，今皆无一仿佛者。”
这个总结除了没把民怨考虑进去，基本上算很完善了，而清朝实际上也确实避免了其中绝大部分问题。然而就是他考虑之外的因素，把清朝摧毁了——如果没有洋人，还会毁灭的更早。
所以之前才说，清朝是耗尽了君主制能量的“终末王朝”。当导致传统王朝灭亡的上层原因都排除了，却还不能阻止灭亡，那还能怎么办呢？
“周期律”显然不是“无变化”，这种变化正是周期律的效果。
当然，这些都是比较大的方面了。在具体措施上，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。上文的介绍里，大家能看出，清朝的很多地方跟不设防差不多。驻防军队也和葫芦娃救爷爷一样，不断地三五百地去送，很久才反应过来。而且即使正规军出动，依然是你凑一千我凑五百，甚至连这一千人都不能一起出动，舒赫德的军队实际上是二百人一停地调动的。
原因在于，清朝真的不敢放任更大规模的部队集结和调动了。时间长了，甚至失去了这种能力。而且不仅是绿营不能大规模集结，连八旗都不能（旗人一样会想造反的……）
在这些因素作用下，清朝的各种怪现象就可以理解了。
之前，形容清军战斗力的时候，就说过，清军不是强弱的问题，他的战斗力是魔幻这个级别的，几乎让人找不出什么规律。原因大概也在这里。清朝的政策其实也是如此。一方面，有常态化的民族区分和压迫，但另一方面，清朝只要不触及自己的统治，几乎是想方设法拉拢汉人，有些举措甚至近乎讨好。换现在的流行词，就是汉人具有极高的统战价值。
军队粮饷问题上面已经说了，在民间，清朝的救荒行动，到了集历代之大成的程度。包括蠲免、赈济、调粟、借贷、除害、安辑、抚恤等七个方面，在组织、力度、次数上，达到了古代巅峰。
乾隆虽然苛刻，但在赈灾的时候一直不惜血本，平均每年财政支出的12%都用在了救灾上。清廷也经常减免赋税，康熙在位前44年，蠲免钱粮超过9000万两；乾隆年间，四次普免天下钱粮、两次普免天下漕粮，累计减免超过一亿两。其他举措，比如在治水等方面，也投资巨大。（当时有“工赈”一项，修建水利是其中的主要类别）
加上摊丁入亩，取消人头税，清朝实际上损失了很大的财政收入。不过清朝行政效率和理财能力很不错，依然能够维持。也是在这种环境下，产生了人口的快速增长。（土豆番薯这些作物影响很小）
其中一个重要的动力，前面也说过，清朝的镇压能力实际上是很糟糕的。想维持统治，就只能这样安抚了。钱穆在《国史大纲》中认为，清代统治中国的策略，就是一方面钳制士大夫，一方面讨好民众。
甚至在法律方面，都十分明显。只要汉人和回民、苗民、蒙古人等起冲突，清朝几乎毫不犹豫就会袒护汉人。在被洋人打了好几次之前，和洋人冲突时，也一样偏袒汉人。乾隆年间发生了好几起洋人水手误杀、殴杀汉人的事件，乾隆都要求从重从快，必须立刻处决。洋人每次都坚定抗议，但每次都失败。
（有兴趣的可以搜下德兰诺瓦事件，这事儿对现在都有影响。几百年来，欧美人基本上不承认中国任何政权对欧美人的审判具有合法性，哪怕证据确凿。包括当今。当然这个更多应该是宗教因素。）
基本上，只要别和有头有脸的旗人发生利益冲突，都可以照顾。至于普通旗人，实际上也没有多大差别（比如乾隆年间，旗人欠民人高利贷的经典例子）。
当代学者对清朝命案进行统计，没有发现身份导致的明显量刑区别。（《清代旗人民人法律地位的异同—以命案量刑为中心的考察》）有时，清廷为了表示自己对八旗约束严格，还会有意加重对犯案旗人的处罚力度。
此外，清朝有良贱律，良家子和奴仆发生冲突，法律偏袒良家子，哪怕有旗民之分也适用。八旗里的奴仆不少，普通汉人对他们犯罪，是有合法减刑的。这种例子就明显体现了统治者的态度。
大家需要注意的是，有个很容易犯的误区，就是“本族”和“统战对象”的地位问题。很多人觉得本族是政权的基石，政权在本族中的合法性，和得到的忠诚是最高的，所以应该是优待对象，但实际上，这种优待往往是政治性的，一般是没有天花板，或者选官有优先之类——说的直白点，就是除了面子，和大多数普通人没什么关系。
因为合法性不是拿来收藏的，是拿来花的；忠诚不是拿来保存的，是拿来消耗的。对于忠诚的“本族”，统治者的思路并不是“他和我是一家，我要好好对待他”，而是“他和我是一家，所以更不会造反，那这次就请他牺牲一下吧”。
当年入关的时候，中原有一大堆敌人，反正都要打，所以可以适当放纵。但坐天下之后，为了维持统治，就必须苦一苦旗丁，是很正常的反应。
所以，对于底层来说，甚至可能产生政治地位和实际地位的倒挂。“统战对象”在经济乃至司法方面，反而有优势。这种思路甚至是超越时代和阶级的，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。（当然，前提是这些人是“统战对象”，而不是敌人。）
之前我看有人吹嘘英国人军纪好。历次和清朝的战争里，英军约束部卒，和民众往来时也比较温和。有印度士兵侵扰居民，白人军官就把印度兵枪毙了，来安抚民众。这个行为看起来和英国在世界各地的风格都不符，但套用上文这个模型，就很好理解。
当地民众和英国人对抗的时候，比清军都能打，如果和这些人纠缠下去，战争目标就根本完不成了。所以，这些民众就具有了很大的“统战价值”。而印度兵并不值钱，牺牲掉他，其他印度人也不会做什么，那他不当代价，谁当代价。
我们这边的历史教育里，喜欢提三元里的事情，也不完全是阶级史观的问题。对不了解当时情况的人来说，可能显得很突兀，但在当时，清朝正规军表现不如村里“刁民”，是很正常的情况。也正是这些反常情况，才让英国人也一反常态，也影响了之后列强对于清朝的整体思路。
因为那会儿列强的战斗力，实际上也不宜过于高估。青州八旗在和英军的战斗中，打出过2:1~3:1的伤亡比，事情传到了欧洲，让恩格斯感慨说“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，他们绝到不了南京”。但看上文，青州八旗的战斗力，也就是和仓促起事的农民五五开……
而最后，“刁民”对洋人的总爆发，就是义和团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各方的立场也很有意思。当今很多人对于义和团十分鄙夷，然而当时，最了解中国的洋人赫德，却十分担忧，在他的文章里建议“必须对这次暴动的不法行为加以宽恕”。
为什么赫德比现在的某些中国人，还显得畏惧、懦弱？因为他真的见过当时的情况。
（赫德认为，只要五十年，中国人就能够驱逐和报复外国人。想推迟、避免这个结果，只要两种方式，一是瓜分，二是“奇迹般地”传播基督教。但这二者都没什么实现的可能性，所以只能赶紧和他们妥协。）
当然，洋人最后也没学到清朝级别的政治水平，连赫德预期的最低成果都没达到。
而清朝自己，最后也崩盘了。
清朝后期的民变数量，多到可以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。在1836~1911年间，仅清朝《实录》收录的，影响力和规模大到需要上报朝廷要求处置的民变，就有5387次。也就是说在这75年里，平均每五天就有一次规模较大的造反。
其中，有离现在比较近，资料记录更多的原因。但数字离谱到这种程度，恐怕还是因为当时的客观状况。
而且，这个和外国思想，和资产阶级，关系估计也是有限的。因为造反最高峰在1856～1865年，这十年发生了2332次，平均每天就有1.5场较大规模造反的……
清朝的应对方式依然是一边镇压，一边收买。清末的众多将领，很多都是造反出身，一些比较出名的，像冯子材、刘铭传、刘永福、丁汝昌等等，都是被清朝招安来的。（甚至还互相打。冯子材反清比较早，招安的也早，当官的时候，刘永福还在反清。结果两人打起来，刘永福没打过，这才跑越南去了……）
而随着矛盾进一步加深，清朝在保持自己统治和顶层特权的情况下，已经没法协调了，那就只能从上向下垮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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