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八十二章 经学与神学
对于如何进行“解释”，儒家已经有了不少自己的方式，套路也比较成熟。这年头，大家都喜欢根据自己的理解，对六经之类的典籍进行注释。
现在主要的问题，不是没法进行解释，是解释的人太多太杂。儒生们随便有点感想，都硬往圣王先贤头上套。
白芷之前吐槽说，一千个儒生心里就有一千个孔夫子，钱程觉得，这说明她确实对儒家有较为深入的认识了。
别人想议论和发表看法，钱程也管不住。他能做的只有号召大家使用更加统一规范的标准，便于从泥沙俱下的大量内容里，识别出优秀的部分。
实际上，不止钱程，这天下就没人管得住大家。
听钱程说这件事的时候，一些西洲学者，建议他去寻找孔夫子的后代，通过圣裔提高号召力，来要求儒生们遵守。
但实际上，这可能是很多西洲人都有的一个思维误区。儒生们要是真的认孔子的血脉，都不用等到现在，当时就应该让子思来继承。但实际上，即使当时的几次尝试，也没人去推举他。
而现在的孔家，和儒家的关联都不太大了。他们家族之所以得势，是因为很早就参加了反秦举义，几乎打满全场。沛公在砀山的时候，孔氏子弟就有投奔他的。
所以，他们属于开国时的功侯勋旧。和当今主流的儒生，不仅没有多少共同立场，在利益上甚至属于对立的集团。钱程等人，和军功新贵霍去病的共同语言，都比和他们多。当然，反过来说，人家孔家对于当儒生首领，也没太大兴趣。
钱程认为，现在能做的，主要还是理论方面的改进。这些取巧的办法，恐怕都是不行的。
至于理论阐述这方面，问题实际上是很多的，可以改进的空间非常大。
按照目前的理论，“经”是古代圣人为了阐述大义，而留下的作品。当今最为热门也最典型的，就是《春秋》经。
春秋的写作方式，孔子自己就说过，是借助鲁国史书的历史记录，在其中加上“王心”。公羊学说里，也专门对此进行过论述。
公羊家的论述种，《春秋》文本，分为鲁国的原始史书“不修春秋”，和经过孔子亲手修订的《春秋》最终版两种。“不修春秋”更接近寻常的史书，而孔子通过修订，以“微言大义”的形式，把王道融入其中。这本史书也就获得了神圣的属性，升级成了经书。
套用现在这个理论，就比较好理解了。
不少文明都有一种信仰，认为文字是具有魔力的，钱程见过很多不同的例子，对此印象很深。但中原文字，对此有一些微妙的差别。
从仓颉的传说开始，人们也认为文字具有力量，可以惊动鬼神。但这个力量，不是来源于文字字符，而是源于文字的体系。
鬼神真正畏惧的，是文字编组之后，对于神秘的记录和消解，而不是那些字符本身。把一个个笔画胡乱画出来，是没有用的。
汉朝人的符咒，也不是靠那些符号本身起作用的。实际上，符咒就等于钱程写的公文。比如，对于殷琼等人来说，自身的法力只是一部分，甚至可以说只是一小部分。更大的部分，则是何时使用、如何使用、以及在特定场合下选用最合适的公文格式。
钱程一直把殷琼当做自己的核心幕僚，从来没怀疑过她的能力——连白芷和夏洛特，办事的时候，都不能让他这么放心过。这也不会让人觉得太意外，毕竟，一个优秀的道法运用者，肯定也是一个优秀的公务员。
同理，《春秋》这种经书，“神圣”的部分，也不在于历史故事本身。记录这些历史故事的方式，才是“微言大义”所在。
这个问题，在钱程之前，已经有公羊家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。钱程将其归纳整理，把《春秋》相关的概念，总结为四个等级，来与新理论对应。
最低级的，就是“事”这一层，也就是用作载体的历史事实。由于“大道”对寻常人来说过于晦涩难懂，所以需要一个载体，把它变成世人容易理解的话语。这一层，就是这个载体。
在这一层之上，是经书的“辞”。历史事件只有被语言和文字记录下来，对后人才有意义，而记录的方式，就是所谓“辞”。
另外，一些公羊家认为，春秋的言辞并不是随性使用，是有一定规律的，而这些规律也不是单纯的文学手法，它们实际上是圣人刻意选择的，用来表达道义的规则。有人整理这些规律，分门别类罗列出来，称其为“条例”。这些条例所反映的，就是最终的微言大义了。春秋是用来教导大家道义的，这些深奥的“义”就以此蕴含在其中。
而这个“义”，就是大家公认的最高一级，也就是圣人原本的意思。
“事”和“义”这两部分，属于基本定义，大家一般没什么疑问，主要的问题，是出现在中间两层。
比如一个很浅显的问题：不同的记录者，不同的记录方式，记录出来的结果，可能是完全不同的。这实际上是史官们纠结很久的一个问题。
原则上来说，史官追求的是“秉笔直书”，但这个都不止是会被各国势力干涉，难以做到的问题，它从原理上就不太可能。
绝对客观的原始历史事件，也就是“事”，通过记述者的言辞，才能存在下来，而记述者一定是有立场的。哪怕追求的是“秉笔直书”，对于何为正，何为直，也总会有自己的判断。不同的人并不见得就有相同的取向，这个情况下，“直书”本身，就是一种主观的态度了。
钱程和太史以前就聊过这个问题，而太史对此比他还悲观。目前看来，大家能做到的，最多也就是尽量保存原始资料，暂时还想不到有什么解决的办法。
但反过来说，正是因为有这种性质，所以孔子编纂的史书，也就超出了历史事件本身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“辞”的不客观，才让圣人的大义得以表达出来。否则，经书就失去了“体现圣人意图”这一性质，也就失去了神圣性。
又但是，按理说，经书中的“道义”，本身才应该是最公正的，超脱于一切世俗纷争之上的大义。所以，经书的文辞才应该是最客观的。不承认这一点，等于失去了“道义”的性质，也会让经书失去神圣性。
这几个问题交织起来，导致对于《春秋经》的解读非常杂乱。大家都有各自的想法，又都有各自的忌讳。
公羊学家们始终无法超脱“事”，构建一个更加完善、更加纯粹的哲学思辨体系；也无法反过来，摆脱以往各类解读的影响，单纯就事论事，构筑一个新的历史体系。经、史双重性质，使得整个公羊学的根基，就存在着巨大的隐患，也阻碍了它的进一步提升。
所以，说难听点，虽然这是当今最流行的显学，但它的理论构建其实非常落后。不但疏漏极多，而且连基本的体系也十分原始，很多地方甚至都不如几百年前的教会。
白芷之前给他说，第一纪的时候，面对外来思想体系的冲击，儒家根本不堪一击。她不太清楚公羊学在当时的表现，但从结果看，也是个被吊打的。以至于那时的人研究“大道”、“大同”，都用西洲来的经文进行阐释了。钱程当时认为她是危言耸听，现在见得多了，只觉得这个结果毫不意外。
人家西洲人虽然其他方面落后，但神学这方面是真的极其发达。而哲学，以及其他衍生的逻辑、诠释等诸多学问，甚至包括数学，都是学者们为了接近神灵，研究出的产物。因此，哪怕这些学问，对于生产生活并没有直接的帮助，也总是有众多社会里最出色的人，持之以恒地投入其中。
他们思考的角度远比中原人更高，提出的理论也更加超凡脱俗，所以能够摆脱各种因素的影响，进行更加纯粹、更加成系统的理性思索。
在中原人看来，这都是毫无作用的玄学清谈，毕竟没人关心世界的基本元素到底是水还是火；知道先有物质本身、还是先有物体的存在方式，对于和胡人打架也没任何作用。这就没法让中原人长期坚持下去。
比如，大家都在研究天文，但研究的目标就完全不一样。中原人研究它，是为了观天授时，而观天授时的目的，是指导农业。所以，当历法的精确程度满足种地需求之后，中原人就懒得继续干了。
结果，钱程主持海上商路的时候，发现两边的航海技术，按理并没有明显的代差，但只要接触过的人，都会觉得，哪怕西洲蛮族，在天文方面的潜力也比中原体系大得多。这就是人家持之以恒地观察、学习，研究星空的结果。
那为什么要观察天象、研究星空呢？说白了就是为了接近神，而不是像汉朝这样是为了移除丞相。所以人家当然比你研究的深入了。
中原人在这些领域，往往起步很早，但走几步就停了，然后就被其他文明各种反超，恐怕少不了这个因素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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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主要的问题，不是没法进行解释，是解释的人太多太杂。儒生们随便有点感想，都硬往圣王先贤头上套。
白芷之前吐槽说，一千个儒生心里就有一千个孔夫子，钱程觉得，这说明她确实对儒家有较为深入的认识了。
别人想议论和发表看法，钱程也管不住。他能做的只有号召大家使用更加统一规范的标准，便于从泥沙俱下的大量内容里，识别出优秀的部分。
实际上，不止钱程，这天下就没人管得住大家。
听钱程说这件事的时候，一些西洲学者，建议他去寻找孔夫子的后代，通过圣裔提高号召力，来要求儒生们遵守。
但实际上，这可能是很多西洲人都有的一个思维误区。儒生们要是真的认孔子的血脉，都不用等到现在，当时就应该让子思来继承。但实际上，即使当时的几次尝试，也没人去推举他。
而现在的孔家，和儒家的关联都不太大了。他们家族之所以得势，是因为很早就参加了反秦举义，几乎打满全场。沛公在砀山的时候，孔氏子弟就有投奔他的。
所以，他们属于开国时的功侯勋旧。和当今主流的儒生，不仅没有多少共同立场，在利益上甚至属于对立的集团。钱程等人，和军功新贵霍去病的共同语言，都比和他们多。当然，反过来说，人家孔家对于当儒生首领，也没太大兴趣。
钱程认为，现在能做的，主要还是理论方面的改进。这些取巧的办法，恐怕都是不行的。
至于理论阐述这方面，问题实际上是很多的，可以改进的空间非常大。
按照目前的理论，“经”是古代圣人为了阐述大义，而留下的作品。当今最为热门也最典型的，就是《春秋》经。
春秋的写作方式，孔子自己就说过，是借助鲁国史书的历史记录，在其中加上“王心”。公羊学说里，也专门对此进行过论述。
公羊家的论述种，《春秋》文本，分为鲁国的原始史书“不修春秋”，和经过孔子亲手修订的《春秋》最终版两种。“不修春秋”更接近寻常的史书，而孔子通过修订，以“微言大义”的形式，把王道融入其中。这本史书也就获得了神圣的属性，升级成了经书。
套用现在这个理论，就比较好理解了。
不少文明都有一种信仰，认为文字是具有魔力的，钱程见过很多不同的例子，对此印象很深。但中原文字，对此有一些微妙的差别。
从仓颉的传说开始，人们也认为文字具有力量，可以惊动鬼神。但这个力量，不是来源于文字字符，而是源于文字的体系。
鬼神真正畏惧的，是文字编组之后，对于神秘的记录和消解，而不是那些字符本身。把一个个笔画胡乱画出来，是没有用的。
汉朝人的符咒，也不是靠那些符号本身起作用的。实际上，符咒就等于钱程写的公文。比如，对于殷琼等人来说，自身的法力只是一部分，甚至可以说只是一小部分。更大的部分，则是何时使用、如何使用、以及在特定场合下选用最合适的公文格式。
钱程一直把殷琼当做自己的核心幕僚，从来没怀疑过她的能力——连白芷和夏洛特，办事的时候，都不能让他这么放心过。这也不会让人觉得太意外，毕竟，一个优秀的道法运用者，肯定也是一个优秀的公务员。
同理，《春秋》这种经书，“神圣”的部分，也不在于历史故事本身。记录这些历史故事的方式，才是“微言大义”所在。
这个问题，在钱程之前，已经有公羊家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。钱程将其归纳整理，把《春秋》相关的概念，总结为四个等级，来与新理论对应。
最低级的，就是“事”这一层，也就是用作载体的历史事实。由于“大道”对寻常人来说过于晦涩难懂，所以需要一个载体，把它变成世人容易理解的话语。这一层，就是这个载体。
在这一层之上，是经书的“辞”。历史事件只有被语言和文字记录下来，对后人才有意义，而记录的方式，就是所谓“辞”。
另外，一些公羊家认为，春秋的言辞并不是随性使用，是有一定规律的，而这些规律也不是单纯的文学手法，它们实际上是圣人刻意选择的，用来表达道义的规则。有人整理这些规律，分门别类罗列出来，称其为“条例”。这些条例所反映的，就是最终的微言大义了。春秋是用来教导大家道义的，这些深奥的“义”就以此蕴含在其中。
而这个“义”，就是大家公认的最高一级，也就是圣人原本的意思。
“事”和“义”这两部分，属于基本定义，大家一般没什么疑问，主要的问题，是出现在中间两层。
比如一个很浅显的问题：不同的记录者，不同的记录方式，记录出来的结果，可能是完全不同的。这实际上是史官们纠结很久的一个问题。
原则上来说，史官追求的是“秉笔直书”，但这个都不止是会被各国势力干涉，难以做到的问题，它从原理上就不太可能。
绝对客观的原始历史事件，也就是“事”，通过记述者的言辞，才能存在下来，而记述者一定是有立场的。哪怕追求的是“秉笔直书”，对于何为正，何为直，也总会有自己的判断。不同的人并不见得就有相同的取向，这个情况下，“直书”本身，就是一种主观的态度了。
钱程和太史以前就聊过这个问题，而太史对此比他还悲观。目前看来，大家能做到的，最多也就是尽量保存原始资料，暂时还想不到有什么解决的办法。
但反过来说，正是因为有这种性质，所以孔子编纂的史书，也就超出了历史事件本身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“辞”的不客观，才让圣人的大义得以表达出来。否则，经书就失去了“体现圣人意图”这一性质，也就失去了神圣性。
又但是，按理说，经书中的“道义”，本身才应该是最公正的，超脱于一切世俗纷争之上的大义。所以，经书的文辞才应该是最客观的。不承认这一点，等于失去了“道义”的性质，也会让经书失去神圣性。
这几个问题交织起来，导致对于《春秋经》的解读非常杂乱。大家都有各自的想法，又都有各自的忌讳。
公羊学家们始终无法超脱“事”，构建一个更加完善、更加纯粹的哲学思辨体系；也无法反过来，摆脱以往各类解读的影响，单纯就事论事，构筑一个新的历史体系。经、史双重性质，使得整个公羊学的根基，就存在着巨大的隐患，也阻碍了它的进一步提升。
所以，说难听点，虽然这是当今最流行的显学，但它的理论构建其实非常落后。不但疏漏极多，而且连基本的体系也十分原始，很多地方甚至都不如几百年前的教会。
白芷之前给他说，第一纪的时候，面对外来思想体系的冲击，儒家根本不堪一击。她不太清楚公羊学在当时的表现，但从结果看，也是个被吊打的。以至于那时的人研究“大道”、“大同”，都用西洲来的经文进行阐释了。钱程当时认为她是危言耸听，现在见得多了，只觉得这个结果毫不意外。
人家西洲人虽然其他方面落后，但神学这方面是真的极其发达。而哲学，以及其他衍生的逻辑、诠释等诸多学问，甚至包括数学，都是学者们为了接近神灵，研究出的产物。因此，哪怕这些学问，对于生产生活并没有直接的帮助，也总是有众多社会里最出色的人，持之以恒地投入其中。
他们思考的角度远比中原人更高，提出的理论也更加超凡脱俗，所以能够摆脱各种因素的影响，进行更加纯粹、更加成系统的理性思索。
在中原人看来，这都是毫无作用的玄学清谈，毕竟没人关心世界的基本元素到底是水还是火；知道先有物质本身、还是先有物体的存在方式，对于和胡人打架也没任何作用。这就没法让中原人长期坚持下去。
比如，大家都在研究天文，但研究的目标就完全不一样。中原人研究它，是为了观天授时，而观天授时的目的，是指导农业。所以，当历法的精确程度满足种地需求之后，中原人就懒得继续干了。
结果，钱程主持海上商路的时候，发现两边的航海技术，按理并没有明显的代差，但只要接触过的人，都会觉得，哪怕西洲蛮族，在天文方面的潜力也比中原体系大得多。这就是人家持之以恒地观察、学习，研究星空的结果。
那为什么要观察天象、研究星空呢？说白了就是为了接近神，而不是像汉朝这样是为了移除丞相。所以人家当然比你研究的深入了。
中原人在这些领域，往往起步很早，但走几步就停了，然后就被其他文明各种反超，恐怕少不了这个因素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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