续7
模块4：天朝的覆灭
人的范围确定之后，就是天和朝廷的问题。
对天的界定，在中国古代，就是比较重要的话题。在近代，则更加麻烦了。
这其中一个主要问题，就是上面提到的，文明性和普世性的问题。
在古代，这其实不是个问题。新石器时代的大混战结束之后，华夏文明就是已知范围内唯一的文明体了。其他文明要么太弱小太落后，要么离得太远，晦涩不明。所以中国的王朝，既是文明型政权，也是普世型政权。
比如之前说过的汉朝，他其实根本不把哪怕波斯这种地方，当作一个对等的文明看。他的意识里只有遥远的罗马，能算一个文明。而且“罗马是文明”这个意识，是通过“罗马像我”来表现的，也就是说，他依然认为，只有自己这一个种类的文明，只不过这类文明同时存在于中原和罗马这两个地方罢了。
在古人认知里，世界的全部叫“天下”，作为天下唯一的文明政权，叫“天朝”。天朝一边掌管文明内部事务，一边对已知世界内的蛮夷进行规范、教化，至少名义上把他们纳入秩序体系。这个时候，朝廷的文明性和普世性是合一的。
但是到了近代，文明性和普世性分离了。
人们发现，自己的文明好像不是唯一的，而且人家的文明也不弱。这样一来，长期使用的“天下”概念，就出问题了。
在之前，历代王朝的许多思想理论，都是以此为基础的。现在这个基础垮了，就理所当然陷入了巨大的混乱——最简单的，是不是还要坚持朝贡秩序？还要不要坚持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”这类理论？这都是巨大的理论问题。
这个时代依然还有诸多普世性的“天”，或者说合法性来源，但这些都不是和华夏文明绑定的了。之前说的各种问题，就都由此出现了。
而麻烦的还不止这些。
中国的文明型合法性，在接下来也被不断冲击。
最直接的问题，是武力不行了。一切文明叙事，最后终归都得靠武力支撑，但中国当时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。经过近百年战争，中国最后放弃了天下概念，也放弃了朝贡体系。承认自己是一个主权国家，承认曾经的藩属与自己平等。这意味着，不但失去了普世性，连本文明的中心地位和对外影响力，都丧失了。
至此，这两个支柱先后崩塌，中国三千年的“天朝”合法性，也随之终结了。
而这个崩塌，又引起了内部的反应。
之前我们说过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都是极其实用主义的。诸子百家的思想，说是哲学，但根本上来说，是治国理念。所以，现实的失败对他们的打击才这么大。
——当面对重大失败的时候，诸子百家是没法用等待弥赛亚或者马赫迪之类的说法，让信徒坚持的。实践失败，就代表自己失去意义了。
在魏晋时期，这种问题已经出了一次，结果是古典时代百家的彻底没落，直到唐宋时期，才借着儒学复兴的名号，重新兴起。而近代，这个情况重演了：华夏文明自己的政治理论无法应对现下的情况。而且，上次还只要面对佛教之类的冲击，这次干脆是倾销一般的景象。
整个事件的结果是，中国自己的文明性也没了……
这个结果，甚至是出乎当年那些领头人的预料的。
举个例子，最早提出“打倒孔家店”口号的易白沙先生，其实学的是黄宗羲、王船山等人的学说，他这个名字，来源于明代岭南的大儒，“白沙先生”陈献章，而陈献章是明朝从祀孔庙的四人之一。而易白沙自己的想法，是把墨家思想挖掘出来，加以现代化，作为思想界的基础。（这个思路其实也是当年显学之一，谭嗣同等人都尝试过的）
然而，孔家店打倒了，墨家却没立起来。
而且不仅孔家店倒了，孔子批臭了，所有后世儒家，包括他学习的王夫之，崇敬的陈献章……全都给批臭了。现在找个人随便一问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，都是落后，一问儒家，都是腐朽。
这个事情就很无语。当年最激进的人，都没料到这种情况。
因为清朝之后，所有成事了的势力，用的几乎都是纯外来的合法性。哪怕常凯申这种军阀，都只是拿古代玩意儿装点下门面而已，人家才不搞真礼教呢……这些“传统文化”，提供不了什么帮助，反而牵扯到一大堆老问题。如果一个个去改进、实验，效率实在太低，还不如洋人现成的经好用。
当然，方便归方便，这种外来合法性的麻烦，也随之出现了。
模块5：外来合法性与佛教难题
外来合法性的问题可以分为内外两部分，首先，是对内。
人的本性，肯定更喜欢自己的文明，尤其是中国这种地方，可能是因为积淀深厚的缘故，对文明的自尊心也是非常强的。有时候，单纯一个出身问题，就能达到一票否决的效果。
比如，佛教在中国传教时，一个巨大的困难就是他的出身——人们认为他是“胡教”。因为这个原因，佛教长期遭到抗拒和抵制。
东汉开始，朝廷不断申明，只准佛教在来华胡人之间传教，不准汉人参与。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十六国时代。
之后环境宽松了些，佛教本身也一直在进行辩解和自我改进。实际上，如果看辩经能力，佛教拥有印度、希腊、中亚等文明中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理论工具和辩论经验，对当时的儒道之流是降维打击。但不管在哪里，他都没法摆脱这个出身问题。
后世学者总结说，南北朝时，中国本土的理论，真正对佛教有威胁的，就只有两种：一个是神灭论，一个是华夷论。
神灭论流行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之间，影响范围有限，所以还不算特别严重，而华夷方面的质疑则几乎伴随着传教的全过程。连北魏灭佛的时候，都得给他列举一个“胡神”、“胡经”的罪名。
到宋朝的时候，佛教已经传入中原一千年了，已经非常中国化了，然后宋朝的学者在重建儒家时，一边吸收佛教的思路，一边骂佛教是胡人玩意儿。辽国也一样直白。耶律阿保机建国时，询问大臣，说“受命之君，当事天敬神”，他现在也要举行祭祀，那么祭祀谁更好？大臣们多数信佛，建议他采用佛教。但阿保机拒绝接受，认为“佛非中国教”。最后决定祭祀孔子去了。
他这个逻辑就类似于“我不用外国宗教，因为我是中国人”。但就这一个非常战狼的理由，就把佛教一票否决了。
你看，让中国人接受外来的信仰，难度就这么大……
所以，不是近代人满脑子天朝//上国，不能直接接受西方思想，是整个中国历史，几乎所有时间，人民都满脑子天朝//上国，不能直接接受西方思想。
而且，文明本身的属性，并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。你看这都“现代主权国家”多少年了，很多人开口还是“中国、外国”……
这种文明环境下，“你不是中国的”，这就能扣合法性了。
这个问题，我们可以简称为“佛教难题”。
近代以来，实在找不到好办法，才开始从外国引进工具。作为临时的工具，被大家接受的难度倒不高，但如果想长期使用，就得给大家一个解释。
这种解释的思路，大家应该很熟悉，看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了。
（历史教育的重点在近代，近代的重点在历次改革和革命。毕竟历史就是“祭祀权”的遗存，尤其在中国这种宗教淡薄的地方，历史教育本来就是关乎合法性叙述的。历次改革和革命的过程，其实就是论述本朝合法性的过程。）
这个思路是：历次尝试，都是向“西方”学习，而且越往前，学的越表面，失败的就越彻底；吸取教训之后，越往后，学的就越深入，收益就越大。所以，整个过程，就是从只学技艺、到学习制度、到学习思想……这么一个线性渐进的过程。
这也不是当代人发明的，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思路，当年就有人这么想了。
但这个思路有两个问题。
首先，按照这个论述，学的越深入就越先进，那自然就会有人认为，只学到政治思想制度也不够。
比如，当年洋务派说，要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，只学外国技术，不学政治思想制度。这个论述里，对此是批判态度，认为，外国技术本身，是外国政治思想的产物，所以洋务派学的很不彻底，你得连着外国的政治思想一起学，才能学到精髓。
而现在，确实学了外国的政治思想，但依然有人不满意。人家也有理由的，外国的政治思想，来源是什么？是外国的宗教啊。
很多政治思想和制度，是基督教的产物，所以这学的也不彻底，和洋务派，是五十步笑百步。你得连着外国的基督教一起学，才能学到精髓。
——这种想法，现在都经常能看到，因为他就是这种自然而然地进一步推进的产物。
你要说全盘西化是不对的，他就会认为你是老古董，思想守旧……因为这本来就是批判洋务派的思路，他直接搬来的。
想反驳的话，就得证明基督教对中国没用。当然，因为基督教版本太低，对中国确实没啥用，所以这个还是很容易的。而且，也可以论证，基督教和这些政治思想也不是必然关系，这个也是很简单的。
但这样较真起来，就停不下来了。
外国政治思想不见得是基督教产物，那外国技术真的是外国政治思想制度的产物么？这个也是真不好说的啊……但较真到这一步，又回到洋务派定性的问题了，整个论述体系都给你破坏了。
而且，这都是比较温和的。
比如，有人认为，引进西方信仰也不够彻底。想彻底改革，就应该把汉字废除，改成洋人的拼音文字，否则还是保守落后，没法进步。
——现在看着很夸张，但从民国时期一直到解放后，这都是一个很主流的理论，真有很多人信的。
还有更进一步的，有人认为，引进西方文字也不够彻底。想彻底改革，就应该想办法给中国人换种，换成洋人那样的白种人，否则还是保守落后，没法进步。
——这也是当年有人正儿八经论证的。
而反过来，对外的时候，也会引起各种问题。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个“波斯难题”，就是个例子。
对中国这个情况来说，也是如此。你说你是学习洋人，但你再懂洋人，也没他自己懂吧。那要不要请洋人来直接指导？
技术上你学习洋人，洋专家更权威；那政治上呢？是不是也要请更权威的洋国师来，然后大家听他的？
这都是当年真的闹出过大问题的。
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乱七八糟的情况，也都是来源于这种思路。
因为……虽然有点怪，但实话说，绝大部分人，哪怕在反对官府的时候，也最多只会用官府教给他的思路。
或者说，学会教科书的思路，就是上智；大概知道教科书的结论，就是中智；拿着别人进一步简化出来的结论直接用，就是下智。而这几种，都算是水平不错的人了……
那么，外来合法性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。
最完美的办法，当然是直接灭掉德国，设置行省、州县。这样马先知就是中国人了，也就不存在外来的问题了。
但现在没有这个战斗力。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。
理论虽然是外来的，但他的实用性很强，对其他理论是碾压态势。众所周知，中国文化对实用的东西都非常宽容。而只要好用，马先知就不是外人，而是“泰西大儒”，大家也就不管“佛教难题”了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把理论逐渐消化，和文明内核对接，乃至融为一体。这样，问题也能解决。
虽然需要拖一些时间，但压力其实也不大。反正现在敌对文明也就会整些烂活了，根本形不成合法性冲击……
这种实用主义思路，同样是到处都能看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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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范围确定之后，就是天和朝廷的问题。
对天的界定，在中国古代，就是比较重要的话题。在近代，则更加麻烦了。
这其中一个主要问题，就是上面提到的，文明性和普世性的问题。
在古代，这其实不是个问题。新石器时代的大混战结束之后，华夏文明就是已知范围内唯一的文明体了。其他文明要么太弱小太落后，要么离得太远，晦涩不明。所以中国的王朝，既是文明型政权，也是普世型政权。
比如之前说过的汉朝，他其实根本不把哪怕波斯这种地方，当作一个对等的文明看。他的意识里只有遥远的罗马，能算一个文明。而且“罗马是文明”这个意识，是通过“罗马像我”来表现的，也就是说，他依然认为，只有自己这一个种类的文明，只不过这类文明同时存在于中原和罗马这两个地方罢了。
在古人认知里，世界的全部叫“天下”，作为天下唯一的文明政权，叫“天朝”。天朝一边掌管文明内部事务，一边对已知世界内的蛮夷进行规范、教化，至少名义上把他们纳入秩序体系。这个时候，朝廷的文明性和普世性是合一的。
但是到了近代，文明性和普世性分离了。
人们发现，自己的文明好像不是唯一的，而且人家的文明也不弱。这样一来，长期使用的“天下”概念，就出问题了。
在之前，历代王朝的许多思想理论，都是以此为基础的。现在这个基础垮了，就理所当然陷入了巨大的混乱——最简单的，是不是还要坚持朝贡秩序？还要不要坚持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”这类理论？这都是巨大的理论问题。
这个时代依然还有诸多普世性的“天”，或者说合法性来源，但这些都不是和华夏文明绑定的了。之前说的各种问题，就都由此出现了。
而麻烦的还不止这些。
中国的文明型合法性，在接下来也被不断冲击。
最直接的问题，是武力不行了。一切文明叙事，最后终归都得靠武力支撑，但中国当时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。经过近百年战争，中国最后放弃了天下概念，也放弃了朝贡体系。承认自己是一个主权国家，承认曾经的藩属与自己平等。这意味着，不但失去了普世性，连本文明的中心地位和对外影响力，都丧失了。
至此，这两个支柱先后崩塌，中国三千年的“天朝”合法性，也随之终结了。
而这个崩塌，又引起了内部的反应。
之前我们说过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都是极其实用主义的。诸子百家的思想，说是哲学，但根本上来说，是治国理念。所以，现实的失败对他们的打击才这么大。
——当面对重大失败的时候，诸子百家是没法用等待弥赛亚或者马赫迪之类的说法，让信徒坚持的。实践失败，就代表自己失去意义了。
在魏晋时期，这种问题已经出了一次，结果是古典时代百家的彻底没落，直到唐宋时期，才借着儒学复兴的名号，重新兴起。而近代，这个情况重演了：华夏文明自己的政治理论无法应对现下的情况。而且，上次还只要面对佛教之类的冲击，这次干脆是倾销一般的景象。
整个事件的结果是，中国自己的文明性也没了……
这个结果，甚至是出乎当年那些领头人的预料的。
举个例子，最早提出“打倒孔家店”口号的易白沙先生，其实学的是黄宗羲、王船山等人的学说，他这个名字，来源于明代岭南的大儒，“白沙先生”陈献章，而陈献章是明朝从祀孔庙的四人之一。而易白沙自己的想法，是把墨家思想挖掘出来，加以现代化，作为思想界的基础。（这个思路其实也是当年显学之一，谭嗣同等人都尝试过的）
然而，孔家店打倒了，墨家却没立起来。
而且不仅孔家店倒了，孔子批臭了，所有后世儒家，包括他学习的王夫之，崇敬的陈献章……全都给批臭了。现在找个人随便一问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，都是落后，一问儒家，都是腐朽。
这个事情就很无语。当年最激进的人，都没料到这种情况。
因为清朝之后，所有成事了的势力，用的几乎都是纯外来的合法性。哪怕常凯申这种军阀，都只是拿古代玩意儿装点下门面而已，人家才不搞真礼教呢……这些“传统文化”，提供不了什么帮助，反而牵扯到一大堆老问题。如果一个个去改进、实验，效率实在太低，还不如洋人现成的经好用。
当然，方便归方便，这种外来合法性的麻烦，也随之出现了。
模块5：外来合法性与佛教难题
外来合法性的问题可以分为内外两部分，首先，是对内。
人的本性，肯定更喜欢自己的文明，尤其是中国这种地方，可能是因为积淀深厚的缘故，对文明的自尊心也是非常强的。有时候，单纯一个出身问题，就能达到一票否决的效果。
比如，佛教在中国传教时，一个巨大的困难就是他的出身——人们认为他是“胡教”。因为这个原因，佛教长期遭到抗拒和抵制。
东汉开始，朝廷不断申明，只准佛教在来华胡人之间传教，不准汉人参与。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十六国时代。
之后环境宽松了些，佛教本身也一直在进行辩解和自我改进。实际上，如果看辩经能力，佛教拥有印度、希腊、中亚等文明中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理论工具和辩论经验，对当时的儒道之流是降维打击。但不管在哪里，他都没法摆脱这个出身问题。
后世学者总结说，南北朝时，中国本土的理论，真正对佛教有威胁的，就只有两种：一个是神灭论，一个是华夷论。
神灭论流行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之间，影响范围有限，所以还不算特别严重，而华夷方面的质疑则几乎伴随着传教的全过程。连北魏灭佛的时候，都得给他列举一个“胡神”、“胡经”的罪名。
到宋朝的时候，佛教已经传入中原一千年了，已经非常中国化了，然后宋朝的学者在重建儒家时，一边吸收佛教的思路，一边骂佛教是胡人玩意儿。辽国也一样直白。耶律阿保机建国时，询问大臣，说“受命之君，当事天敬神”，他现在也要举行祭祀，那么祭祀谁更好？大臣们多数信佛，建议他采用佛教。但阿保机拒绝接受，认为“佛非中国教”。最后决定祭祀孔子去了。
他这个逻辑就类似于“我不用外国宗教，因为我是中国人”。但就这一个非常战狼的理由，就把佛教一票否决了。
你看，让中国人接受外来的信仰，难度就这么大……
所以，不是近代人满脑子天朝//上国，不能直接接受西方思想，是整个中国历史，几乎所有时间，人民都满脑子天朝//上国，不能直接接受西方思想。
而且，文明本身的属性，并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。你看这都“现代主权国家”多少年了，很多人开口还是“中国、外国”……
这种文明环境下，“你不是中国的”，这就能扣合法性了。
这个问题，我们可以简称为“佛教难题”。
近代以来，实在找不到好办法，才开始从外国引进工具。作为临时的工具，被大家接受的难度倒不高，但如果想长期使用，就得给大家一个解释。
这种解释的思路，大家应该很熟悉，看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了。
（历史教育的重点在近代，近代的重点在历次改革和革命。毕竟历史就是“祭祀权”的遗存，尤其在中国这种宗教淡薄的地方，历史教育本来就是关乎合法性叙述的。历次改革和革命的过程，其实就是论述本朝合法性的过程。）
这个思路是：历次尝试，都是向“西方”学习，而且越往前，学的越表面，失败的就越彻底；吸取教训之后，越往后，学的就越深入，收益就越大。所以，整个过程，就是从只学技艺、到学习制度、到学习思想……这么一个线性渐进的过程。
这也不是当代人发明的，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思路，当年就有人这么想了。
但这个思路有两个问题。
首先，按照这个论述，学的越深入就越先进，那自然就会有人认为，只学到政治思想制度也不够。
比如，当年洋务派说，要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，只学外国技术，不学政治思想制度。这个论述里，对此是批判态度，认为，外国技术本身，是外国政治思想的产物，所以洋务派学的很不彻底，你得连着外国的政治思想一起学，才能学到精髓。
而现在，确实学了外国的政治思想，但依然有人不满意。人家也有理由的，外国的政治思想，来源是什么？是外国的宗教啊。
很多政治思想和制度，是基督教的产物，所以这学的也不彻底，和洋务派，是五十步笑百步。你得连着外国的基督教一起学，才能学到精髓。
——这种想法，现在都经常能看到，因为他就是这种自然而然地进一步推进的产物。
你要说全盘西化是不对的，他就会认为你是老古董，思想守旧……因为这本来就是批判洋务派的思路，他直接搬来的。
想反驳的话，就得证明基督教对中国没用。当然，因为基督教版本太低，对中国确实没啥用，所以这个还是很容易的。而且，也可以论证，基督教和这些政治思想也不是必然关系，这个也是很简单的。
但这样较真起来，就停不下来了。
外国政治思想不见得是基督教产物，那外国技术真的是外国政治思想制度的产物么？这个也是真不好说的啊……但较真到这一步，又回到洋务派定性的问题了，整个论述体系都给你破坏了。
而且，这都是比较温和的。
比如，有人认为，引进西方信仰也不够彻底。想彻底改革，就应该把汉字废除，改成洋人的拼音文字，否则还是保守落后，没法进步。
——现在看着很夸张，但从民国时期一直到解放后，这都是一个很主流的理论，真有很多人信的。
还有更进一步的，有人认为，引进西方文字也不够彻底。想彻底改革，就应该想办法给中国人换种，换成洋人那样的白种人，否则还是保守落后，没法进步。
——这也是当年有人正儿八经论证的。
而反过来，对外的时候，也会引起各种问题。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个“波斯难题”，就是个例子。
对中国这个情况来说，也是如此。你说你是学习洋人，但你再懂洋人，也没他自己懂吧。那要不要请洋人来直接指导？
技术上你学习洋人，洋专家更权威；那政治上呢？是不是也要请更权威的洋国师来，然后大家听他的？
这都是当年真的闹出过大问题的。
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乱七八糟的情况，也都是来源于这种思路。
因为……虽然有点怪，但实话说，绝大部分人，哪怕在反对官府的时候，也最多只会用官府教给他的思路。
或者说，学会教科书的思路，就是上智；大概知道教科书的结论，就是中智；拿着别人进一步简化出来的结论直接用，就是下智。而这几种，都算是水平不错的人了……
那么，外来合法性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。
最完美的办法，当然是直接灭掉德国，设置行省、州县。这样马先知就是中国人了，也就不存在外来的问题了。
但现在没有这个战斗力。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。
理论虽然是外来的，但他的实用性很强，对其他理论是碾压态势。众所周知，中国文化对实用的东西都非常宽容。而只要好用，马先知就不是外人，而是“泰西大儒”，大家也就不管“佛教难题”了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把理论逐渐消化，和文明内核对接，乃至融为一体。这样，问题也能解决。
虽然需要拖一些时间，但压力其实也不大。反正现在敌对文明也就会整些烂活了，根本形不成合法性冲击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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