续8
模块6：文明隔阂
上面的问题已经体现出来，而应对的最好方式，就是本土化。
很多人是不喜欢本土化的，觉得破坏了外来理论的纯洁性。但现实是，是否本土化，决定的不是它发展的好不好，而是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性。
因为大多数人日常看到的，或者说大多数非专业人士可以理解的“外来理论”，本身就是有意无意本土化之后的产物。双方的文明背景就不一样，大家本来就接触不到“原汁原味”的外来理论，即使接触到，也很难用别人的思维方式去理解。
近现代以来，外国的各种思潮非常多，对中国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。但比较有意思的是，即便主动学习了这么多年，绝大部分中国人依然是不了解外国人的。
他们并不懂外国人的思考逻辑，也不了解这个思潮的真实内容。基本上，都是抓取几个要素，然后开始想象，构建出来一个符合自己认知的“洋理论”。
究其原因，还是因为文明的差距太大了。
举个大家好理解的例子：一个中国人可以去热爱美国，但他不懂美国的宗教和主流思维方式，也不懂那里社会运行的逻辑。他喜欢的，其实是他根据中国自己的文化，捏出来的一个名叫美国的理想中国。
而尴尬的是，反驳他的人往往也不了解美国，他指责的美国的“黑点”，其实也是中国道德里的黑点，人家美国人自己，不见把这些得当回事的……
更尴尬的是，这个不理解是相互的。美国那边也不了解他们，而且更严重。
跨文明的理解本来就是非常困难的，要大量依靠中间人进行解释和了解。但中间人是不容易控制的。
尤其对于美国来说，他自己的文明水平很低，甚至没有一个成形的内核，只是个粗糙的拼图，连消化都未能完成，还处于类似中国远古时那个状态。说的好听点叫“满天星斗”，说的难听点就是新石器时代的水平。
利用文明的吸引力去招纳中间人，他是做不到的。因为哪怕投靠他的人，依然还是不同族裔、不同文化的一个个群体。外人去那里，只能加入一个族群文化（当然人家要不要另说）黄金时期的美国可能还有个大致的宗教共同认同，但新教本来就很“去中心化”，现代的演变又让这个趋势愈演愈烈，现在也不好说还有没有这个认同。
现在所谓的美国文化，其实不是一个文明，而是个以物质享受为中心，以个人利益为导向的“风气”，算不算个文化都不好说。
物质享受和个人利益当然不是不能提，实际上这也是最直接的吸引手段，但只有这个肯定是不行的。因为现实中，总会有一些很直白的问题：怎么让一群靠鼓吹自私自利招来的人团结起来？怎么让一群能为了钱随时反水的人保持忠诚？这都近乎悖论了……
美国人自己其实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，所以对两头吃的人特别敏感。但没办法，这个问题他理论上就没法解决。
其实这是文明间的一个常态，美国人都算做的不错的了（毕竟他真的有钱，而且现代技术让财富更加容易向全世界展示了）。
在面对比自己更成熟的文明时，大家都会遇到这种麻烦。去了解他，自己就会被同化。不去了解他，很多事情就办不好。这个其实是日常……
美国对中国的了解，就长期依赖港台翻译官和大陆逃亡者，而且这些人的能力都极其可疑。倒不是他不能招揽有能力的人，主要问题是，有能力的人他敢重用么？如果重用，那到底谁管谁？
常凯申都能去干涉美国大选（对杜鲁门来说，近乎于收养的野狗没几年就开始试图修改你家房产证，都不止是气人的问题了。当时的美国比现在还是有自尊心的……），邪教跑美国都能成社会主流，这种情况怎么进行管控，怎么控制这些人的野心，而不被喧宾夺主？这也是个无解的问题。
我看有人说，欧美现在无法了解中国，是因为他们和清朝一样，太傲慢了，其实这个想法也是拿中国心态套人家。对中国来说傲慢是坏事，但对美国来说傲慢是不可或缺的。他整个国家就靠着一股“我是神选”的傲慢劲头，才能捏起来。如果连这股傲慢劲都没了，那才麻烦了……
他对中国的了解，最多也就是半懂不懂这个水平。
至于现在的各种理论，新清史其实就是用神罗硬套中国；之前贸易战的时候，是用二德子硬套中国；最近乌克兰打起来了，开始用三德子硬套中国……也就是这种暴力论证的水平。
这才是文明等级差距太大时的正常表现。
所以，现实是，不进行本土化，都不是会不会被接受，或者能不能运行的问题，是大家根本学不懂。
其实仔细想想，就不难发现，近现代引入的西方思想，往往也不怎么西方。因为很多“西方”理论，本身就是当年的引入者，自己修改过的。
像我们上文说的，美国的独li宣言，就是一个经典的修改然后传播的例子。这种“润色、加私活”的手法，在近代屡见不鲜。
所以，这就造成一个尴尬局面：有时候，主动进行本地化的思想流派，反而要更“正宗”。因为他至少是比较专业的“经师”处理过的，认真考虑过如何权衡的问题。
相反，如果一个流派，号称自己“原汁原味”，要大家去直接搬西洋的东西，那可以预见会是个群魔乱舞的场景——所有人都会按自己的寻思，去进行释经，而这些人的立场、学识、文化背景都千差万别。要是能产生一个较为正宗的理论，反而才是怪事。它对于外来文明中精华部分的保存能力，其实还不如前者。
这种事情在如今不少主流流派中都有出现，算是普遍的问题了。
模块7：普世信仰本身的无力与利玛窦难题
刚才说的是文明之间的难以兼容，而问题不止如此。号称居于地域和民族之上的普世信仰，实际上也没有他们自己声称的那么好用。
自古以来，就有很多人试图建立一个基于普世信仰的政权，但天主教会失败了，阿拉伯人也失败了，印度人不知道还有没有戏。苏联的出现一度让很多人认为，随着时代发展和理论进步，这个方向又有希望了，但结果依然证明，大家还是想多了。这种情况下，普世信仰一方，会面对一系列困境。我们可以看个简单的古代例子。
利玛窦当初想来中国传教，为此决定和士大夫们出好关系。由于利玛窦知识渊博，能力出色，还积极学习中国的礼节文化，借助传统词汇和概念来解释教义，还带来了西洋的书籍，很快受到士大夫们的欢迎。
当然，利玛窦的最终目标还是传教，他的这些方式，是用来拉近关系，降低抵触的。但他后来发现，很多对他热情的人，并不是真的想信教。这些人表面上很虔诚，其实就是单纯冲着他的书来的。利玛窦最后甚至故意放慢翻译速度，怕把书翻译完了，大家就全跑了。
所以，接受普世信仰的人，到底想要什么？或者，对中原文明来说，究竟是普世信仰本身重要，还是它带来的东西重要？
这都是让利玛窦一度十分纠结的难题。
而困难还不止于此。
中国有一套自己的礼仪。利玛窦和他所在的耶稣会认为，中国礼仪合乎天主教教义，可以相容，但道明会、方济会认为，中国礼仪和教义冲突，是异端行为。双方彼此争执不休，牵扯到了教义、文化、政治和教派斗争，前后长达数百年，被称为“中国礼仪之争”。
清朝早期，占优势的依然是耶稣会。他们延续利玛窦当时那套标准，称为“利玛窦规矩”。
清朝对传教士也很宽容，不止是因为传教士大多有一技之长，也是因为清朝和法国在数代人的时间里，长期保持着友好的往来。
1688年以来，法国王室派遣了多批有科学素养的传教士去北京，甚至组织起了常设的机构。这些教士基本都认同利玛窦规矩，让双方关系很融洽。
但道明会等组织，认为这些人的行为太异端了，把官司一直打到教宗那里。随着耶稣会逐渐失势，教会开始倾向于相反的意见。
清朝希望保持合作局面。有传教士认为，关键是需要证明，中国礼仪不是偶像崇拜，希望康熙本人来作证，康熙还真给他们写了证明。但天主教会不愿让步，1704年，教宗下令禁止祭祖、祭孔、悼亡等礼仪活动，并派出特使宣布命令。
1705年，教宗特使来到北京。康熙亲自向特使说明情况，说中国的敬天、祭祖等仪式，只是为了表达敬意，和宗教无关。双方多次辩经，还招来肇事的教士，现场解释作证。但尽管清朝说明礼仪关系重大，愿意承认对方的神和自己的天是一个概念，教会依然不愿妥协。
1707年，教宗特使来到南京，单方面宣布了禁令。康熙随即逮捕了特使，命令葡萄牙人把他关在澳门，同时声明，传教士必须遵守“利玛窦规矩”，否则就要被驱逐。
但此时，康熙依然还希望谈判，并且数次派遣传教士，去给教宗说明情况，辩解经义。但教廷依然坚持己见，还扣留了担任清朝代表的法国传教士，康熙又写信求情才放人。
1720年，教宗第二次派特使抵达清廷，康熙再次亲自出面，解释孔子牌位由来等问题。然而这次辩解依然无果而终。1721年（康熙六十年），教廷禁令的正式公文送到康熙手中，康熙这才最后放弃，宣布禁止传教。
不过康熙的禁令并不严格，起码法国人就没什么人管。（从路易十四开始，清朝与法国在百年的时间里，多次互派使团，赠送信件、书籍和礼物。法国传教士直接自豪地声称，“中国重视法国，并将法国远远置于其他欧洲国家之上”）
雍正时代，中国的传教士做了最后一次妥协的努力，耶稣会重新制定了一套变通方法，但这次尝试也很快被教会否决。1742年（乾隆7年），教宗正式下达命令，禁止传教士再就礼仪之类的问题展开讨论，终结了相关议题。
这个争论最后又是怎么结束的呢？
突破口不是在中国，而是在日本。
1932年（昭和7年）5月，日本出了件事：在耶稣会创办的上智大学，一名陆军军官带领一些学生去参拜靖国神厕，其中有信奉天主教的学生，以这是偶像崇拜为由，拒绝行礼。
日本军部对此颇为不满，事件逐渐发酵。10月，得到授意的日本媒体开始大幅报道此事，称“上智大生参拝拒否事件”。
11月，罗马教廷宣布，参拜神社是表达尊重、敬意的仪式，不算偶像崇拜，允许天主教徒参加。禁令在日本失效。
1934年，日本扶持溥仪建立伪满。伪满要求天主教徒也参加祭孔等活动，教会继续让步。
1939年，教宗正式颁布文件，宣布允许祭祖、祭孔等活动。礼仪之争宣告结束。
就这样，康熙雍正没能成功解决的问题，在溥仪手上解决了。
这事儿其实非常嘲讽。理论上，这是一个教义问题，应该通过辩论经义来解决。但当初，康熙等人跟教廷辩经了几十年，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。而日本军部只用了一个月，就把事情摆平了。
从这个普世信仰的裁定者，罗马教廷的角度看，那就是“我辩经辩得过士大夫和传教士，但辩不过日本军部”。
所以，普世信仰的权威性究竟源于什么，依靠什么？如果教义和当地文明冲突，到底应该以谁为主？更进一步地说，以谁为主又是由什么决定的，和教义本身有没有关系？
很多问题，从现实的角度看，是不难解释的。但从普世信仰的角度来说，这些问题，又不能从现实的角度来直接回答，否则就是破坏信仰的权威性。
这一系列关于中国礼仪的问题，包括最开头利玛窦自己遇到的困境，其实都是这种普世信仰虚弱性的体现。我们在此把他们统一叫做“利玛窦难题”。
而且，要知道，天主教已经是现存各类普世信仰里，组织度最高的了。其他那些，经常连个稳定权威都没有，面对这种难题，更加没法应对。这个问题，至今也没见到解决的方法。
这样稍微梳理一下，就有这么多的合法性漏洞和理论上就难以解释的问题。实践中，各种麻烦情况只会更多的。
所以，作为过渡期，现在其实已经算比较稳定的情况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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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面的问题已经体现出来，而应对的最好方式，就是本土化。
很多人是不喜欢本土化的，觉得破坏了外来理论的纯洁性。但现实是，是否本土化，决定的不是它发展的好不好，而是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性。
因为大多数人日常看到的，或者说大多数非专业人士可以理解的“外来理论”，本身就是有意无意本土化之后的产物。双方的文明背景就不一样，大家本来就接触不到“原汁原味”的外来理论，即使接触到，也很难用别人的思维方式去理解。
近现代以来，外国的各种思潮非常多，对中国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。但比较有意思的是，即便主动学习了这么多年，绝大部分中国人依然是不了解外国人的。
他们并不懂外国人的思考逻辑，也不了解这个思潮的真实内容。基本上，都是抓取几个要素，然后开始想象，构建出来一个符合自己认知的“洋理论”。
究其原因，还是因为文明的差距太大了。
举个大家好理解的例子：一个中国人可以去热爱美国，但他不懂美国的宗教和主流思维方式，也不懂那里社会运行的逻辑。他喜欢的，其实是他根据中国自己的文化，捏出来的一个名叫美国的理想中国。
而尴尬的是，反驳他的人往往也不了解美国，他指责的美国的“黑点”，其实也是中国道德里的黑点，人家美国人自己，不见把这些得当回事的……
更尴尬的是，这个不理解是相互的。美国那边也不了解他们，而且更严重。
跨文明的理解本来就是非常困难的，要大量依靠中间人进行解释和了解。但中间人是不容易控制的。
尤其对于美国来说，他自己的文明水平很低，甚至没有一个成形的内核，只是个粗糙的拼图，连消化都未能完成，还处于类似中国远古时那个状态。说的好听点叫“满天星斗”，说的难听点就是新石器时代的水平。
利用文明的吸引力去招纳中间人，他是做不到的。因为哪怕投靠他的人，依然还是不同族裔、不同文化的一个个群体。外人去那里，只能加入一个族群文化（当然人家要不要另说）黄金时期的美国可能还有个大致的宗教共同认同，但新教本来就很“去中心化”，现代的演变又让这个趋势愈演愈烈，现在也不好说还有没有这个认同。
现在所谓的美国文化，其实不是一个文明，而是个以物质享受为中心，以个人利益为导向的“风气”，算不算个文化都不好说。
物质享受和个人利益当然不是不能提，实际上这也是最直接的吸引手段，但只有这个肯定是不行的。因为现实中，总会有一些很直白的问题：怎么让一群靠鼓吹自私自利招来的人团结起来？怎么让一群能为了钱随时反水的人保持忠诚？这都近乎悖论了……
美国人自己其实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，所以对两头吃的人特别敏感。但没办法，这个问题他理论上就没法解决。
其实这是文明间的一个常态，美国人都算做的不错的了（毕竟他真的有钱，而且现代技术让财富更加容易向全世界展示了）。
在面对比自己更成熟的文明时，大家都会遇到这种麻烦。去了解他，自己就会被同化。不去了解他，很多事情就办不好。这个其实是日常……
美国对中国的了解，就长期依赖港台翻译官和大陆逃亡者，而且这些人的能力都极其可疑。倒不是他不能招揽有能力的人，主要问题是，有能力的人他敢重用么？如果重用，那到底谁管谁？
常凯申都能去干涉美国大选（对杜鲁门来说，近乎于收养的野狗没几年就开始试图修改你家房产证，都不止是气人的问题了。当时的美国比现在还是有自尊心的……），邪教跑美国都能成社会主流，这种情况怎么进行管控，怎么控制这些人的野心，而不被喧宾夺主？这也是个无解的问题。
我看有人说，欧美现在无法了解中国，是因为他们和清朝一样，太傲慢了，其实这个想法也是拿中国心态套人家。对中国来说傲慢是坏事，但对美国来说傲慢是不可或缺的。他整个国家就靠着一股“我是神选”的傲慢劲头，才能捏起来。如果连这股傲慢劲都没了，那才麻烦了……
他对中国的了解，最多也就是半懂不懂这个水平。
至于现在的各种理论，新清史其实就是用神罗硬套中国；之前贸易战的时候，是用二德子硬套中国；最近乌克兰打起来了，开始用三德子硬套中国……也就是这种暴力论证的水平。
这才是文明等级差距太大时的正常表现。
所以，现实是，不进行本土化，都不是会不会被接受，或者能不能运行的问题，是大家根本学不懂。
其实仔细想想，就不难发现，近现代引入的西方思想，往往也不怎么西方。因为很多“西方”理论，本身就是当年的引入者，自己修改过的。
像我们上文说的，美国的独li宣言，就是一个经典的修改然后传播的例子。这种“润色、加私活”的手法，在近代屡见不鲜。
所以，这就造成一个尴尬局面：有时候，主动进行本地化的思想流派，反而要更“正宗”。因为他至少是比较专业的“经师”处理过的，认真考虑过如何权衡的问题。
相反，如果一个流派，号称自己“原汁原味”，要大家去直接搬西洋的东西，那可以预见会是个群魔乱舞的场景——所有人都会按自己的寻思，去进行释经，而这些人的立场、学识、文化背景都千差万别。要是能产生一个较为正宗的理论，反而才是怪事。它对于外来文明中精华部分的保存能力，其实还不如前者。
这种事情在如今不少主流流派中都有出现，算是普遍的问题了。
模块7：普世信仰本身的无力与利玛窦难题
刚才说的是文明之间的难以兼容，而问题不止如此。号称居于地域和民族之上的普世信仰，实际上也没有他们自己声称的那么好用。
自古以来，就有很多人试图建立一个基于普世信仰的政权，但天主教会失败了，阿拉伯人也失败了，印度人不知道还有没有戏。苏联的出现一度让很多人认为，随着时代发展和理论进步，这个方向又有希望了，但结果依然证明，大家还是想多了。这种情况下，普世信仰一方，会面对一系列困境。我们可以看个简单的古代例子。
利玛窦当初想来中国传教，为此决定和士大夫们出好关系。由于利玛窦知识渊博，能力出色，还积极学习中国的礼节文化，借助传统词汇和概念来解释教义，还带来了西洋的书籍，很快受到士大夫们的欢迎。
当然，利玛窦的最终目标还是传教，他的这些方式，是用来拉近关系，降低抵触的。但他后来发现，很多对他热情的人，并不是真的想信教。这些人表面上很虔诚，其实就是单纯冲着他的书来的。利玛窦最后甚至故意放慢翻译速度，怕把书翻译完了，大家就全跑了。
所以，接受普世信仰的人，到底想要什么？或者，对中原文明来说，究竟是普世信仰本身重要，还是它带来的东西重要？
这都是让利玛窦一度十分纠结的难题。
而困难还不止于此。
中国有一套自己的礼仪。利玛窦和他所在的耶稣会认为，中国礼仪合乎天主教教义，可以相容，但道明会、方济会认为，中国礼仪和教义冲突，是异端行为。双方彼此争执不休，牵扯到了教义、文化、政治和教派斗争，前后长达数百年，被称为“中国礼仪之争”。
清朝早期，占优势的依然是耶稣会。他们延续利玛窦当时那套标准，称为“利玛窦规矩”。
清朝对传教士也很宽容，不止是因为传教士大多有一技之长，也是因为清朝和法国在数代人的时间里，长期保持着友好的往来。
1688年以来，法国王室派遣了多批有科学素养的传教士去北京，甚至组织起了常设的机构。这些教士基本都认同利玛窦规矩，让双方关系很融洽。
但道明会等组织，认为这些人的行为太异端了，把官司一直打到教宗那里。随着耶稣会逐渐失势，教会开始倾向于相反的意见。
清朝希望保持合作局面。有传教士认为，关键是需要证明，中国礼仪不是偶像崇拜，希望康熙本人来作证，康熙还真给他们写了证明。但天主教会不愿让步，1704年，教宗下令禁止祭祖、祭孔、悼亡等礼仪活动，并派出特使宣布命令。
1705年，教宗特使来到北京。康熙亲自向特使说明情况，说中国的敬天、祭祖等仪式，只是为了表达敬意，和宗教无关。双方多次辩经，还招来肇事的教士，现场解释作证。但尽管清朝说明礼仪关系重大，愿意承认对方的神和自己的天是一个概念，教会依然不愿妥协。
1707年，教宗特使来到南京，单方面宣布了禁令。康熙随即逮捕了特使，命令葡萄牙人把他关在澳门，同时声明，传教士必须遵守“利玛窦规矩”，否则就要被驱逐。
但此时，康熙依然还希望谈判，并且数次派遣传教士，去给教宗说明情况，辩解经义。但教廷依然坚持己见，还扣留了担任清朝代表的法国传教士，康熙又写信求情才放人。
1720年，教宗第二次派特使抵达清廷，康熙再次亲自出面，解释孔子牌位由来等问题。然而这次辩解依然无果而终。1721年（康熙六十年），教廷禁令的正式公文送到康熙手中，康熙这才最后放弃，宣布禁止传教。
不过康熙的禁令并不严格，起码法国人就没什么人管。（从路易十四开始，清朝与法国在百年的时间里，多次互派使团，赠送信件、书籍和礼物。法国传教士直接自豪地声称，“中国重视法国，并将法国远远置于其他欧洲国家之上”）
雍正时代，中国的传教士做了最后一次妥协的努力，耶稣会重新制定了一套变通方法，但这次尝试也很快被教会否决。1742年（乾隆7年），教宗正式下达命令，禁止传教士再就礼仪之类的问题展开讨论，终结了相关议题。
这个争论最后又是怎么结束的呢？
突破口不是在中国，而是在日本。
1932年（昭和7年）5月，日本出了件事：在耶稣会创办的上智大学，一名陆军军官带领一些学生去参拜靖国神厕，其中有信奉天主教的学生，以这是偶像崇拜为由，拒绝行礼。
日本军部对此颇为不满，事件逐渐发酵。10月，得到授意的日本媒体开始大幅报道此事，称“上智大生参拝拒否事件”。
11月，罗马教廷宣布，参拜神社是表达尊重、敬意的仪式，不算偶像崇拜，允许天主教徒参加。禁令在日本失效。
1934年，日本扶持溥仪建立伪满。伪满要求天主教徒也参加祭孔等活动，教会继续让步。
1939年，教宗正式颁布文件，宣布允许祭祖、祭孔等活动。礼仪之争宣告结束。
就这样，康熙雍正没能成功解决的问题，在溥仪手上解决了。
这事儿其实非常嘲讽。理论上，这是一个教义问题，应该通过辩论经义来解决。但当初，康熙等人跟教廷辩经了几十年，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。而日本军部只用了一个月，就把事情摆平了。
从这个普世信仰的裁定者，罗马教廷的角度看，那就是“我辩经辩得过士大夫和传教士，但辩不过日本军部”。
所以，普世信仰的权威性究竟源于什么，依靠什么？如果教义和当地文明冲突，到底应该以谁为主？更进一步地说，以谁为主又是由什么决定的，和教义本身有没有关系？
很多问题，从现实的角度看，是不难解释的。但从普世信仰的角度来说，这些问题，又不能从现实的角度来直接回答，否则就是破坏信仰的权威性。
这一系列关于中国礼仪的问题，包括最开头利玛窦自己遇到的困境，其实都是这种普世信仰虚弱性的体现。我们在此把他们统一叫做“利玛窦难题”。
而且，要知道，天主教已经是现存各类普世信仰里，组织度最高的了。其他那些，经常连个稳定权威都没有，面对这种难题，更加没法应对。这个问题，至今也没见到解决的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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