偶然与必然
如果把近代的各种事件，都捋一下的话，那近代的这种趋势，其实不是因为中国“突然落后”，而是英国“突然发达”。
这个突然，不是说单独对比中国时很突然。因为哪怕在欧洲，它也非常突然。
甚至，这个事件对于欧洲的改变，比中国还大得多。它彻底改变了欧陆的力量对比，让第二个千年以来，基本一直位居欧洲第一的法国失去了称霸希望，到现在都没缓过劲来。也让欧洲在这二百年间，始终无法更进一步地整合，至今依然是碎一地，进度甚至不如近代。
除了生产力方面，在思想领域，也充满了种种想当然的猜测。
比如很流行的“中国自古以来就专制，所以思想愚昧”，这个逻辑就有很大问题。因为欧洲的启蒙思想恰恰就发生在最专制的法国，而不是贵族共和的国家。启蒙思想出现的时候，也是法国处于专制王权正在强化、达到欧洲巅峰的时候。
如果这个逻辑成立，那启蒙运动就不可能出现在髪国，甚至也不可能出现在贵族力量更强的英国，出现在波兰还差不多。
另一方面，资本主义、工业之类的要素，和这一套思想变化，也不见得有必然关系。
现在推崇的“西方价值观”，往往挂着英美的牌子，但其中的主要理论，尤其是中国人喜欢的那些价值观，大部分都来自法国，而不是当时最发达的英国。
而现实是，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当缓慢。资产阶级直到1850年代才算成形，工业化也是拿破仑三世任内完成的。启蒙思潮总不至于被100年之后才成形的人群影响。
大革命和之后的法国政权，逐渐破除了封建制度，但小农经济依然占据着主要地位。大量自耕农，和依靠村社公共土地生存的无地、少地农民，构成了法国人口的主体。同时这些农民也大量参军，构成了军队的主体。
英国工业的发展，依靠的是圈地带来的巨额资金和近乎不要钱的劳动力，但法国没法效仿这个操作，否则国家恐怕都维持不下去。
但早期工业的环境相当恶劣，工人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如中世纪农民。不采用其他手段，农民是不会乐意主动去工厂的。法国无法使用英国的操作，就导致工厂缺乏劳动力。而且，因为工厂成本太高，利润下降，对资金缺乏吸引力，导致财富流向其他领域，而不是实体工业，更加减缓了工业的发展。
而这个“学不来英国”的现象，不止法国有，其他很多欧洲国家也一样存在。
同样，如果把中国丢到欧洲，清朝也是基督教文化，也是本民族统治，就能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上，胜过英国么？这个可以参考法国。因为欧洲国家里和中国最相近的就是法国了，而他面对的情况，和清朝江南是颇为相似的。
中国的自耕农比例，比法国高一些，单看江南地区，差距则不大。
清朝江南的自耕农比例，一般占农村人口的大约百分之三十到四十，占有全部耕地的约三分之一，地主的比例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。（北方的自耕农比例要更高）（《清代自耕农与地主对土地的占有》）
到民国时期，根据湖南大经师的调查，当地农民占有的土地还有百分之三十。（《寻乌调查》）
相应地，在19世纪上半页，法国的小农和以下的农民，占有全国耕地的32.5%，人口比例占土地所有者的89.3%。剩下的将近十分之一，则是中、大土地所有者。法国农民和地主拥有的土地面积更大，但比例和江南是差不太多的。（《对19世纪法国小农经济的历史认识》）
19世纪初，清朝江南地区的城镇人口比例，大约是23.1%，而1846年法国是24.4%。（《明清江南城镇——基于空间观点的整体研究》）
所以这会儿，可以把法国叫西欧小大清……
因此，我们上面的问题也可以回答，那就是不能。因为哪怕对于欧洲国家来说，英国都是个例外。
民主啊，自由啊，理性啊什么的，影响当然是有的，但它对于工业的意义，乃至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，显然远远算不上重要（有时候甚至还是反面因素）。
通俗论述里，特别喜欢把整个西欧糅为一体，甚至把整个“西方”糅为一体，造成一种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同步发展的假象，实际上却不见得是这样的。
当时突然爆发的生产力和工业革命，与这些哲学观点和政治理论，并不存在严格的关联。不是说有了“西方价值观”、“西方思维”，就能自然而然实现的。
这些要素在当时，甚至和军事力量都没有太大关系——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是个典型的农业国，而且是个小农国家，但它依然能把一堆欧洲国家按着打。
而后来，法国走向共和的过程，也和中国几乎是一个模式。一开始有大量的君主支持者，形成了一度强势的君主派和立//宪派，但当君主反复证明，自己无法代表本国利益的时候，人们就渐渐放弃了君主作为合法性授权一部分的模式。
（前面合法性部分介绍过。法国人开辟了民族整体给政府授权的模式，而国王/皇帝即使反复论证自己是民族的代言人，也无法避免地越来越多余。中国走不了立//宪道路其实也是这个原因。）
更深入来说，“启蒙”时代本身，原文也不是“启蒙”，那个词的意思是“光明”。既然叫光明，那就有对应的黑暗。而这个黑暗，就是当时人理解的中世纪，教会的那套以神为中心的理论。
为了对付这个敌人，启蒙思想家倡导以人为核心，以人自己的思想取代盲目的信仰。一系列的概念，比如自由，理性等等，都是围绕这个大目标衍生出来的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大部分启蒙思想家都只是在宗教与道德领域进行哲学思考，试图反对基督教的权威。哪怕后期出现了由此而生的社会运动，启蒙思想家们也不反对国王的专制统治，并没有通俗叙事里那么“进步”，要去推动民主、共和。
很多人的政治观点，都未必有黄宗羲、顾炎武激进，而活到了大革命时代的启蒙作家，甚至纷纷投向保守派，反对革命。以至于现代有个观点，认为启蒙运动引发革命，是后来的革命者硬给自己找了个思想前辈。
因此，启蒙思想的推动作用是存在的，但也是是间接的。这种影响的方式，欧洲学者已经研究的比较深入了。但问题是，这些作用效果，并不是法国相对于中国的“特色”。
比如启蒙思想家们最大的目标，用人代替神作为核心。“自由意志”和“理性”这些概念，其实就是针对宗教的概念，用来反对基督教的“神性是善，人性是恶，所以要有道德，要向善，就要遵从神性”那套说法的。
这个语境里的自由意志，是人免于被神束缚的自由；理性则是人脱离神之后，依然保持“善”的工具或者说方式。至于这个自由意志是不是要有选举自由，理性是不是要和科学绑定，都是另一层面的内容了，很多都是后世加进来的，甚至不一定合乎当时人的意思。
但这些理念，在中国，都是几千年前就完成的了……
脱离神这方面，中原文明成功的非常早，早到大家经常忽视这个区别了。所以现在说中原文明的人没有自由意志，其实是个很冷的笑话……实践上，其实也是这样。法国在启蒙时代的一个重要变化，是脱离教会的、公众舆论的形成。在启蒙思想家们的努力下，人们开始用世俗的眼光，评价统治者和政权的得失，以此来进行褒贬，判断其合法性，而不是只看他是不是虔诚。
另一方面，民间讨论政治的热潮，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兴起，原本和众人无关的事情，越来越被人关注，最后形成了“公众舆论”这个新鲜概念。这也是现代学者认为的、启蒙时代的重要贡献。
但这俩一样是非常“古老”的东西，属于春秋时期就有的现象了。
所以，说中国缺乏了某种启蒙的要素，显然也是不正确的。
在社会方面，明朝后期开始，中国也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。我们上文列举的清朝江南和19世纪法国的近似性，就可以作为一个例子。
和之前的时代相比，明清江南（以下特指明朝中后期开始）明显出现了自耕农比例减少的现象。在此之前，哪怕“不抑兼并”的宋朝，在末年之前，自耕农的人口比例和占据土地的面积都是双双过半的（低于这个比例基本上就等造反了）。而明清江南这个数据，是个比较“新”的现象。
但这种情况并不单纯是聚敛加剧，因为这个时候，大地主的数量依然很少，顶级大地主的数量和占有的土地面积，相比之前反而是下降的。中小地主在这一时期，才是主流角色。
同时，这时候，“田皮”、“田骨”的概念开始流行（大致是田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，不过实际还是挺复杂的，一两段讲不完，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查相关专著），意味着大量原本的公共地产（比如族田、学田等）加入了流动，而土地的拥有者和实际获利者，也不能再只看所属关系了。
（公共和集体产业在中国这边，比例相当大。按湖南大经师的统计，当时40%的土地都是这种公共土地，比地主（30%）和农民（30%）都高）
这种商品化、专业化的发展趋势，在当时是十分明显的。这一点之前纺织业那段也说过。
由于生产效率提高，粮食净产出增加，养活的人口也增加了。而这些过剩的人口，促进了手工业的快速发展。手工业的繁荣又开拓了更多的市场，日益激烈的竞争也逼迫业主进行改革和升级。
曾经的观点是，中国自古追求多子多福，没有控制意识，越富裕的地方，人口增长越快，导致财富无法积累，没有资金来提升技术水平。同时，总生产力的增长不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，让所有人都陷入极端贫困，而贫困又降低了人工成本，导致手工业主没有动力来提升技术水平。
这个论证的结果，又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停滞论，认为中国这边没有发展的前途，只能无限地在人口升降这个圈里原地打转。
但这套论述里，几乎每个环节都有问题。
按照现代资料，富裕的地区人口增长速度反而更慢。清朝江南的人口增长速度，就不如同时期的华北。江南核心区域，作为全国最富裕的地区，人口增长率也是整个长江中下游流域最低的。
这个规律也不限于某个民族。对旗人的研究发现，宗室成员控制人口的意愿比关外旗人农民更强，实际增长率也明显低于更贫困的关外旗人。（《控制增长，以保富裕——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行为》、《帝国晚期中国的历史人口学》）
此外，通过对比，现代学者发现，至少在1700~1850年间，中国人口增长率，与西北欧和英国相比，并没有明显的区别（《近代中国人口与资源之比较研究》）。
过去的理论认为，清朝人口过快增长，导致人口过密，使得中国进入“有增长而无发展”的境地。这一理论在上世纪后半页很流行，以至于被人们不假思索地引用，形成了各种“内卷”理论。
但从历史事实看，人口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。甚至整个中国古代，人口压力与周期律之间，大概率也是没有关系的。
这方面的研究也不少，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找找看。其实这些研究者们经常吐槽诸如“近代性”、人口过剩之类的神话。从90年代开始，这些理论就不断受到质疑，到现在已经分析的很透彻了，只不过和主流思路冲突，所以在民间不怎么流行。
湖南大经师当年反驳过美国人的观点，认为马尔萨斯的理论不切实际，历代的革命与人口并没有必然关联，还笑他们不懂历史。
这个事情在后来成了他的“黑点”，认为这是他自己不懂历史、不尊重科学的案例。
不过从现在的研究看，恐怕还是马尔萨斯不懂历史……
当然，更大的可能是，马尔萨斯的“世界”，就不是中国的“世界”。
中原文明本土体系自主发展，路径必然不可能是英式的（反过来也一样）。如上文所说，它会逐渐积累，逐渐发展。
当农业生产效率足够高，就能养活更多人口，产生更多的“过剩”生产力。这些会推动工商业的发展，走向更进一步的“近代化”。
但同时，这些变化也冲击着旧有的组织方式、生活方式，与传统王朝模式越来越不兼容。到这一步，一般认为就到了变革的边缘了。（《清代自耕农与地主对土地的占有》）
发展到清朝中期，这个模式最大的问题，其实就是清朝自己了。
我们之前也论述过，清朝是君主制最后也是最彻底的一次努力。然而即使洋人还没来，清朝的统治已经出现了危机。思想管制的效果远没有后人想的那么严重（他连弱势的平民女性都管不住……），种种迹象已经显示出严重的统治危机。
只要这个趋势产生，就是无法阻挡的。按后世学者的研究，直到1791年，君主制和国王在法国人心目中依然有着相当好的形象，然而不久之后形势就急转直下，国王也在1793年初被处决。看起来是突然事件，但种种影响因素都并不突然，所以才导致了矛盾瞬间的爆发。在中国，这种事情就更加简单了。
即使没有“西方价值观”、“西方思维”，当生产力发展到这个地步，终结君主制和王朝社会，走向近代化，也是必然的。
（其实当初我写这本书，就是在思考这个问题……
当然，这几年下来，我自己也学到不少东西，当初的想法，有些现在看也不见得合适。）
那中国本土体系，到底缺了什么呢？
我个人想法，是缺时间。
自主发展会减少一些毛病，消除水土不服带来的隐患。它比英国方式要更稳健，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副作用。但这个方式也需要很长时间，可能一百年，可能三百年。而当时最大的问题，是时间不够了。
很难说英国人到底为什么能发展起来，但不管再怎么假设，他们就是出现了，大家就是需要个办法应对这个突发事件。这种环境下，也没有其他办法。
这可能才是最大的问题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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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突然，不是说单独对比中国时很突然。因为哪怕在欧洲，它也非常突然。
甚至，这个事件对于欧洲的改变，比中国还大得多。它彻底改变了欧陆的力量对比，让第二个千年以来，基本一直位居欧洲第一的法国失去了称霸希望，到现在都没缓过劲来。也让欧洲在这二百年间，始终无法更进一步地整合，至今依然是碎一地，进度甚至不如近代。
除了生产力方面，在思想领域，也充满了种种想当然的猜测。
比如很流行的“中国自古以来就专制，所以思想愚昧”，这个逻辑就有很大问题。因为欧洲的启蒙思想恰恰就发生在最专制的法国，而不是贵族共和的国家。启蒙思想出现的时候，也是法国处于专制王权正在强化、达到欧洲巅峰的时候。
如果这个逻辑成立，那启蒙运动就不可能出现在髪国，甚至也不可能出现在贵族力量更强的英国，出现在波兰还差不多。
另一方面，资本主义、工业之类的要素，和这一套思想变化，也不见得有必然关系。
现在推崇的“西方价值观”，往往挂着英美的牌子，但其中的主要理论，尤其是中国人喜欢的那些价值观，大部分都来自法国，而不是当时最发达的英国。
而现实是，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当缓慢。资产阶级直到1850年代才算成形，工业化也是拿破仑三世任内完成的。启蒙思潮总不至于被100年之后才成形的人群影响。
大革命和之后的法国政权，逐渐破除了封建制度，但小农经济依然占据着主要地位。大量自耕农，和依靠村社公共土地生存的无地、少地农民，构成了法国人口的主体。同时这些农民也大量参军，构成了军队的主体。
英国工业的发展，依靠的是圈地带来的巨额资金和近乎不要钱的劳动力，但法国没法效仿这个操作，否则国家恐怕都维持不下去。
但早期工业的环境相当恶劣，工人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如中世纪农民。不采用其他手段，农民是不会乐意主动去工厂的。法国无法使用英国的操作，就导致工厂缺乏劳动力。而且，因为工厂成本太高，利润下降，对资金缺乏吸引力，导致财富流向其他领域，而不是实体工业，更加减缓了工业的发展。
而这个“学不来英国”的现象，不止法国有，其他很多欧洲国家也一样存在。
同样，如果把中国丢到欧洲，清朝也是基督教文化，也是本民族统治，就能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上，胜过英国么？这个可以参考法国。因为欧洲国家里和中国最相近的就是法国了，而他面对的情况，和清朝江南是颇为相似的。
中国的自耕农比例，比法国高一些，单看江南地区，差距则不大。
清朝江南的自耕农比例，一般占农村人口的大约百分之三十到四十，占有全部耕地的约三分之一，地主的比例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。（北方的自耕农比例要更高）（《清代自耕农与地主对土地的占有》）
到民国时期，根据湖南大经师的调查，当地农民占有的土地还有百分之三十。（《寻乌调查》）
相应地，在19世纪上半页，法国的小农和以下的农民，占有全国耕地的32.5%，人口比例占土地所有者的89.3%。剩下的将近十分之一，则是中、大土地所有者。法国农民和地主拥有的土地面积更大，但比例和江南是差不太多的。（《对19世纪法国小农经济的历史认识》）
19世纪初，清朝江南地区的城镇人口比例，大约是23.1%，而1846年法国是24.4%。（《明清江南城镇——基于空间观点的整体研究》）
所以这会儿，可以把法国叫西欧小大清……
因此，我们上面的问题也可以回答，那就是不能。因为哪怕对于欧洲国家来说，英国都是个例外。
民主啊，自由啊，理性啊什么的，影响当然是有的，但它对于工业的意义，乃至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，显然远远算不上重要（有时候甚至还是反面因素）。
通俗论述里，特别喜欢把整个西欧糅为一体，甚至把整个“西方”糅为一体，造成一种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同步发展的假象，实际上却不见得是这样的。
当时突然爆发的生产力和工业革命，与这些哲学观点和政治理论，并不存在严格的关联。不是说有了“西方价值观”、“西方思维”，就能自然而然实现的。
这些要素在当时，甚至和军事力量都没有太大关系——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是个典型的农业国，而且是个小农国家，但它依然能把一堆欧洲国家按着打。
而后来，法国走向共和的过程，也和中国几乎是一个模式。一开始有大量的君主支持者，形成了一度强势的君主派和立//宪派，但当君主反复证明，自己无法代表本国利益的时候，人们就渐渐放弃了君主作为合法性授权一部分的模式。
（前面合法性部分介绍过。法国人开辟了民族整体给政府授权的模式，而国王/皇帝即使反复论证自己是民族的代言人，也无法避免地越来越多余。中国走不了立//宪道路其实也是这个原因。）
更深入来说，“启蒙”时代本身，原文也不是“启蒙”，那个词的意思是“光明”。既然叫光明，那就有对应的黑暗。而这个黑暗，就是当时人理解的中世纪，教会的那套以神为中心的理论。
为了对付这个敌人，启蒙思想家倡导以人为核心，以人自己的思想取代盲目的信仰。一系列的概念，比如自由，理性等等，都是围绕这个大目标衍生出来的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大部分启蒙思想家都只是在宗教与道德领域进行哲学思考，试图反对基督教的权威。哪怕后期出现了由此而生的社会运动，启蒙思想家们也不反对国王的专制统治，并没有通俗叙事里那么“进步”，要去推动民主、共和。
很多人的政治观点，都未必有黄宗羲、顾炎武激进，而活到了大革命时代的启蒙作家，甚至纷纷投向保守派，反对革命。以至于现代有个观点，认为启蒙运动引发革命，是后来的革命者硬给自己找了个思想前辈。
因此，启蒙思想的推动作用是存在的，但也是是间接的。这种影响的方式，欧洲学者已经研究的比较深入了。但问题是，这些作用效果，并不是法国相对于中国的“特色”。
比如启蒙思想家们最大的目标，用人代替神作为核心。“自由意志”和“理性”这些概念，其实就是针对宗教的概念，用来反对基督教的“神性是善，人性是恶，所以要有道德，要向善，就要遵从神性”那套说法的。
这个语境里的自由意志，是人免于被神束缚的自由；理性则是人脱离神之后，依然保持“善”的工具或者说方式。至于这个自由意志是不是要有选举自由，理性是不是要和科学绑定，都是另一层面的内容了，很多都是后世加进来的，甚至不一定合乎当时人的意思。
但这些理念，在中国，都是几千年前就完成的了……
脱离神这方面，中原文明成功的非常早，早到大家经常忽视这个区别了。所以现在说中原文明的人没有自由意志，其实是个很冷的笑话……实践上，其实也是这样。法国在启蒙时代的一个重要变化，是脱离教会的、公众舆论的形成。在启蒙思想家们的努力下，人们开始用世俗的眼光，评价统治者和政权的得失，以此来进行褒贬，判断其合法性，而不是只看他是不是虔诚。
另一方面，民间讨论政治的热潮，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兴起，原本和众人无关的事情，越来越被人关注，最后形成了“公众舆论”这个新鲜概念。这也是现代学者认为的、启蒙时代的重要贡献。
但这俩一样是非常“古老”的东西，属于春秋时期就有的现象了。
所以，说中国缺乏了某种启蒙的要素，显然也是不正确的。
在社会方面，明朝后期开始，中国也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。我们上文列举的清朝江南和19世纪法国的近似性，就可以作为一个例子。
和之前的时代相比，明清江南（以下特指明朝中后期开始）明显出现了自耕农比例减少的现象。在此之前，哪怕“不抑兼并”的宋朝，在末年之前，自耕农的人口比例和占据土地的面积都是双双过半的（低于这个比例基本上就等造反了）。而明清江南这个数据，是个比较“新”的现象。
但这种情况并不单纯是聚敛加剧，因为这个时候，大地主的数量依然很少，顶级大地主的数量和占有的土地面积，相比之前反而是下降的。中小地主在这一时期，才是主流角色。
同时，这时候，“田皮”、“田骨”的概念开始流行（大致是田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，不过实际还是挺复杂的，一两段讲不完，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查相关专著），意味着大量原本的公共地产（比如族田、学田等）加入了流动，而土地的拥有者和实际获利者，也不能再只看所属关系了。
（公共和集体产业在中国这边，比例相当大。按湖南大经师的统计，当时40%的土地都是这种公共土地，比地主（30%）和农民（30%）都高）
这种商品化、专业化的发展趋势，在当时是十分明显的。这一点之前纺织业那段也说过。
由于生产效率提高，粮食净产出增加，养活的人口也增加了。而这些过剩的人口，促进了手工业的快速发展。手工业的繁荣又开拓了更多的市场，日益激烈的竞争也逼迫业主进行改革和升级。
曾经的观点是，中国自古追求多子多福，没有控制意识，越富裕的地方，人口增长越快，导致财富无法积累，没有资金来提升技术水平。同时，总生产力的增长不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，让所有人都陷入极端贫困，而贫困又降低了人工成本，导致手工业主没有动力来提升技术水平。
这个论证的结果，又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停滞论，认为中国这边没有发展的前途，只能无限地在人口升降这个圈里原地打转。
但这套论述里，几乎每个环节都有问题。
按照现代资料，富裕的地区人口增长速度反而更慢。清朝江南的人口增长速度，就不如同时期的华北。江南核心区域，作为全国最富裕的地区，人口增长率也是整个长江中下游流域最低的。
这个规律也不限于某个民族。对旗人的研究发现，宗室成员控制人口的意愿比关外旗人农民更强，实际增长率也明显低于更贫困的关外旗人。（《控制增长，以保富裕——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行为》、《帝国晚期中国的历史人口学》）
此外，通过对比，现代学者发现，至少在1700~1850年间，中国人口增长率，与西北欧和英国相比，并没有明显的区别（《近代中国人口与资源之比较研究》）。
过去的理论认为，清朝人口过快增长，导致人口过密，使得中国进入“有增长而无发展”的境地。这一理论在上世纪后半页很流行，以至于被人们不假思索地引用，形成了各种“内卷”理论。
但从历史事实看，人口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。甚至整个中国古代，人口压力与周期律之间，大概率也是没有关系的。
这方面的研究也不少，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找找看。其实这些研究者们经常吐槽诸如“近代性”、人口过剩之类的神话。从90年代开始，这些理论就不断受到质疑，到现在已经分析的很透彻了，只不过和主流思路冲突，所以在民间不怎么流行。
湖南大经师当年反驳过美国人的观点，认为马尔萨斯的理论不切实际，历代的革命与人口并没有必然关联，还笑他们不懂历史。
这个事情在后来成了他的“黑点”，认为这是他自己不懂历史、不尊重科学的案例。
不过从现在的研究看，恐怕还是马尔萨斯不懂历史……
当然，更大的可能是，马尔萨斯的“世界”，就不是中国的“世界”。
中原文明本土体系自主发展，路径必然不可能是英式的（反过来也一样）。如上文所说，它会逐渐积累，逐渐发展。
当农业生产效率足够高，就能养活更多人口，产生更多的“过剩”生产力。这些会推动工商业的发展，走向更进一步的“近代化”。
但同时，这些变化也冲击着旧有的组织方式、生活方式，与传统王朝模式越来越不兼容。到这一步，一般认为就到了变革的边缘了。（《清代自耕农与地主对土地的占有》）
发展到清朝中期，这个模式最大的问题，其实就是清朝自己了。
我们之前也论述过，清朝是君主制最后也是最彻底的一次努力。然而即使洋人还没来，清朝的统治已经出现了危机。思想管制的效果远没有后人想的那么严重（他连弱势的平民女性都管不住……），种种迹象已经显示出严重的统治危机。
只要这个趋势产生，就是无法阻挡的。按后世学者的研究，直到1791年，君主制和国王在法国人心目中依然有着相当好的形象，然而不久之后形势就急转直下，国王也在1793年初被处决。看起来是突然事件，但种种影响因素都并不突然，所以才导致了矛盾瞬间的爆发。在中国，这种事情就更加简单了。
即使没有“西方价值观”、“西方思维”，当生产力发展到这个地步，终结君主制和王朝社会，走向近代化，也是必然的。
（其实当初我写这本书，就是在思考这个问题……
当然，这几年下来，我自己也学到不少东西，当初的想法，有些现在看也不见得合适。）
那中国本土体系，到底缺了什么呢？
我个人想法，是缺时间。
自主发展会减少一些毛病，消除水土不服带来的隐患。它比英国方式要更稳健，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副作用。但这个方式也需要很长时间，可能一百年，可能三百年。而当时最大的问题，是时间不够了。
很难说英国人到底为什么能发展起来，但不管再怎么假设，他们就是出现了，大家就是需要个办法应对这个突发事件。这种环境下，也没有其他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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