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外学习与海防 上_剑与魔法与东方帝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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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外学习与海防 上

  我们上面说的那些考据大师们,臧庸的启蒙老师是刘台拱,刘台拱与汪中是至交,在汪中去世后帮助抚养他的儿子。

  臧庸还师从钱大昕、段玉裁,钱、段二人是好友。段玉裁师从戴震,另外他的外孙是龚自珍。龚自珍与俞正燮是好友。臧庸、俞正燮都接受过阮元的扶持提拔。

  之前,我们介绍过清末公羊学的传承。而这些学者,又和清朝中后期的公羊学学者多有联系、重合,构成一个连续的、不断发展的脉络。

  而这个发展,也不是唐突就消失,只是民国开始,这些人的后学,不放在儒家类别里了。

  实际上,根据湖南大经师的统计,民国年间,小地主和富裕自耕农对于革新是最迫切的,这些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当地成了引导和宣传革命的主力。而且,这些人也是对于上学最积极的。包括很多“耕读传家”但并不富裕的士绅,都在参与革命。

  Kmt的统计也显示,tg基层组织者不仅文化水平较高,而且覆盖面相当大。仅1928年,当地的一次暴动后,kmt通缉的全县61名领导者,几乎全都具有高小以上学历;全县所有具备中学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,有至少十分之一参加了这场暴动。(《“寻乌调查”与中//共革命的微观阐释——以对毛**《寻乌调查》的史料补充为基础》)

  实际上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,下层知识分子对于参与起义相当积极,他们的态度经常能决定起义成败。这些小地主和富裕自耕农,往往也是最能打的一批人。而这些人也不是突然出现,或者洋人送过来,反而和之前的文人有紧密的联系。

  这一点和其他文明就不太一样。很多文明里,这些“中层”才是最保守,最反对革命的。尤其是农村的小地主和自耕农,几乎是保王党的代名词。当时的俄国人对这种现象,就明显不太能接受。可能特殊性就在这里吧。

  乾嘉学派后期,好几位代表人物,赶在人生最后几年,亲眼目睹了鸦//片战争,也亲身体会了我们上文说的“突变”。他们的经历,是很有意思,也很让人感慨的。

  前文提到的阮元,因为在浙江担任巡抚,在鸦//片战争之前,就亲身遭遇了海上的威胁。

  乾隆后期开始,清朝海防日渐废弛,沿海各处,海盗猖獗。不久之后,新兴的海上强国——越南,也开始频繁骚扰清朝沿海。

 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越南后期的历史。

  越南的朝代一般用国王姓氏区分,同姓氏的不同朝代会用“前”、“后”加以区别。有时候并立的政权都是一个姓,就用地名来区分。

  越南最终独立是在击败明朝之后。1427年,黎利发表《平吴大诰》,宣布独立,并在1428年称帝,这个朝代叫后黎朝。但越南的政治制度并不太健全,导致长期的动荡。

  黎利的儿子即位时只有十岁,孙子继位只有两岁,整个王朝,幼主、太后、摄政权臣,层出不穷。宗室、地方豪强、外姓大臣,频繁发动政//变和叛乱。虽然整体上还在向南开拓,但内部问题一直没有解决。

  到1510年代,后黎朝的统治完全崩溃,各路诸侯蜂起,争相废立国君。混战持续到1600年代,逐渐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,北方是郑氏大臣拥立后黎朝傀儡君主,所以叫“郑主”。对应的是南方的“阮主”。

  这俩又打了一百多年,到1771年,西山邑的三个姓阮的兄弟举兵起事,先后消灭阮主、郑主政权,在1787年暂时统一。这个时候阮氏政权比较多,所以这个特称为“西山阮”。不过很快,阮氏兄弟们又开始自相残杀。

  这时候,大家还在拥立后黎朝傀儡君主,不过趁着内乱,傀儡黎王成功逃走,来到清朝求援,乾隆于是派兵南征。1788年冬,清军从镇南关出发,二十天攻下了河内,然而之后却不能立足,最后战败撤回。清朝没办法,只能承认西山阮政权。

  但南方阮主此时依然有残余势力存在。首领阮福映(后来在越南叫“嘉隆皇帝”)争取到了法国的支持,最后在1802年消灭了西山阮,此后一直维持到现代。不过1858年战败于法国之后,就逐渐被法国控制了。

  可以看到,从明朝前期到二战,五百多年的时间里,越南统一且自主的时间只有前面的九十年,后面的五十年。其他大部分时候,是长期的割据和混战。这一方面给民众造成了很大的苦难,另一方面却也提高了越南的军事实力,使得各个政权容易接受外来的军事技术。

  而且,由于战斗力的差距,割据的负面作用也不是很大。即使处于分裂状态,越南军阀们依然能对外扩张,欺负东南亚其他国家。

  越南把其他东南亚国家视作“蛮夷”,通过战争、和亲等手段进行控制,强迫他们加入自己的“华夷秩序”。在占领区,以“教化”的名义,强迫土人束发易服,学习儒家文化,用儒家思想取代了当地的伊斯兰教、印度教、佛教等宗教。这个过程在长期的分裂中依然在进行。

  甚至,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后,法国也很快学会了这个宗藩体系,借此继续吞并其他国家。

  1780年到1800年之间,西山阮和广南阮朝的战争日趋激烈。广南阮朝最初从葡萄牙处购买欧洲军舰,还雇佣法国军官指挥、训练。为了和他抗衡,西山阮政权也积极改革军事,并且招揽了大批华南海盗。

  华南海盗战斗力很强,一举重创了广南阮朝的西洋式海军。葡萄牙战舰被击沉,法国指挥官也被击杀。在军事危机面前,阮朝继续扩大西化力度,国主阮福映通过当地法国主教,派太子访问巴黎,在1787年会见了路易十六,以割地为代价,和法国签订条约,法国承诺提供军舰、军官和士兵,帮助他进行战争。

  不过之后不久,路易十六就出事了。而且法国在印度的总督,对于路易十六等人天天援助外国的行为颇为不满,使得条约没能完全履行。尽管如此,阮朝依然得到了一批法国的教官和军舰、武器。

  阮朝除了购置法国军舰,也自行加以仿造,让法国教官手把手训练,最后成功培训了一批能够自行营造西洋战船的本土工匠。陆上也是如此,除了法国人训练的军队,还大兴土木,修建欧式要塞。包括后来的河内,都给修成了棱堡。

  西山阮此时则和之前一系列越南王朝一样,在夺取政权后,很快陷入了内乱。由于军事压力增大,也在不断试图扩充海陆实力。

  为了弥补巨额军费,西山阮利用手下众多华南海盗的优势,组织舰队劫掠两广、福建、浙江沿海,这些官方水师背景的海盗,被称为“艇盗”。艇盗的武器比官军更加先进。时人记录说,“(海盗)船比兵船大至三四倍。兵船炮子重者不过斤许,匪船炮子重至十三四斤(大约18磅炮的水平)”。

  清朝官员也认为,“(海盗)船大而高,炮多而壮……即官兵战船,形势限于仰攻,枪炮窘于逆击”。

  越南海盗船坚炮利,清军对此无可奈何。

  这实际上也是清朝中后期,一个很魔幻的现象。

  现在有说法认为,清朝刻意压制自己的技术水平,但这个事情是比较尴尬的。和之前我们讲的那些产业一样,清朝的军事科技从整体上看,依然在发展,而且在学习西洋和东西结合这方面,也没有什么问题。

  最大的问题是,很多领域,军事科技发展速度最快的,是民间。

  比如上文所说的,越南各势力的海战。西山阮能和广南阮朝长期抗衡,是因为华南海盗并不怕法国战船。西山阮水师有50门炮的大船,技术水平上并没有明显差距。当时,越南、中国南方海商、华南海盗,各方的造船技术其实就是一家,基本都是中国海商自己造的。

  清朝后期著名的大海盗张保仔,坐舰是一条原本40门炮的商船(鹏发号),被他加以改装,换成了36门英式舰炮。而这艘船也不是西洋船,是中国海商自己造的。

  这应该也不是最大的船,因为这时候西山阮败亡,海盗们已经丧失了正规政权的支持,开始衰落了。之前据说有载炮达到70~90门的巨舰。

  西山阮政权对于来投靠的海盗,只要能打,都委以重任,多有封为总兵、指挥,乃至拜帅、封侯的。张保仔这一支海盗,一开始就跟着大海盗郑七去越南。西山阮政权大喜过望,封郑七为“大司马”,郑七也对知遇之恩十分感激,率领最后的舰队一直战斗到西山阮覆灭,死在守卫河内的海战中。

  郑七死后,堂弟郑一收拾残部,重建了海盗武装。郑一后来死于风暴,其妻郑一嫂成为首领。张保仔是郑一的养子,又和郑一嫂是情人关系,因此获得支持,成了新首领,但这时候,已经丧失官方海盗的身份了。

  广南阮朝也没少招募华南海盗。大海盗何喜文就是他的水师将军。

  可见,这个时候,各个势力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,技术上也不会存在明显的代差,否则也没法长期对战。

  只有清军自己,是最菜的那个。张保仔曾经一年击杀两个总兵,迫使清朝四年换了四个总督。而如上文所说,这时候都不是海盗最猖獗的时候了……

  1799年,阮元上任浙江巡抚的时候,清军跟海盗,处于根本打不起来的状态。因为这会儿基本上就不存在有效的水师。

  整个浙江,真正的“军舰”,就剩下几条破船。有官员出行时,发现海上有海盗船和武装商船交战。两条船一边行进一边互相攻击,打了半天,直到消失在视野之外。而官军只敢在岸上看,不敢出海帮忙,因为他们出战也没什么影响。

  由于官军平时根本不出战,所以也没什么伤亡,反而不会多次出现高级军官阵亡的案例了……

  而清军缺乏经费,纪律涣散,士兵和民众多有与海盗合作的。海盗熟悉清军状况,根本不当回事,公然驶入港口,征收税费,并向商船颁发令旗。炮台也无法驱逐这些海盗。很多炮台早已荒废,连炮都没有。兵勇比较尽责的,会把炮管拆下,埋藏起来,作长久保存。不尽责的,干脆直接卖给海盗。

  海盗的影响甚至扩散到其他领域。当地举行乡试,刚开考,海盗首领蔡牵就知道了试题,让官员震惊不已。

  所以,清朝那个状态,不管他自己怎么想,其实根本就没有“压制科技发展”的能力。

  海盗和海商来往密切,很多时候没有明显的界限,海盗们有时甚至直接找商人订购战船。这些船都是在当时的大型船坞里才能建造的,而很多船坞直接就在清朝官府眼皮下面,就这都管不住……

  当然,清军也不傻。遇到严重的事件,上头要求必须解决,水师就会雇佣民间船只,直接招海商(有时候也包括海盗)去打目标海盗团伙。

  如前所述,此时民间造船技术比官方发达的多,雇佣武装商船代打,能解决不少问题,因此临战招募商船,成了当时的常态。

  面对这种局面,阮元只能从头整顿,重新组织民兵和水师士兵,在沿海村庄设立保甲,试图切断海盗与岸上的联系。

  定海镇总兵李长庚认为,必须得自己造战船。但这时候,浙江上下,根本抽不出足以造船的军费。阮元于是自己掏腰包,并且向省里的官员们“募捐”。由于巡抚带头,大家没法不跟,这一次就凑够了三十条大船的费用,委托李长庚建造舰船,并紧急添铸火炮。

  此外,清朝水师的编制极其分散,阮元又说服皇帝,任命李长庚担任“水师总统”,管辖全浙江几个总兵的舰队,以求与海盗抗衡。

  但准备工作还没完成,海盗就得到了消息。1800年,越南“善艚队大统兵”、“进禄侯”伦贵利率领主力抵达浙江海域。

  伦贵利出身广东海盗,在西山阮政权效力时,积累战功直至封侯。他带来了三十艘大船,又召集当地海盗,总计有二百多艘船,近万人,准备一举歼灭浙江水师。

  浙江水师此时只有三千多人,七十条老船,根本没法抵抗。阮元等人向福建水师求援,然而福建水师不动如山。情况一度十分危急。

  关键时刻,海面上突然起了暴风。海盗舰队遭到严重破坏,舰船大多破损,幸存者散落岛屿海岸,纷纷被清军捉拿。这一次风暴,越南海盗就损失了伦贵利以下四名总兵,主力几乎全军覆没。

  清朝对此也惊讶不已,称之为“神风”,嘉庆皇帝还专门派人到当地天后宫烧香,以示感激。

  之后,由于西山阮覆灭,海盗势力也开始下坡,不再有这么大的威胁。

  阮元之后离职,而李长庚也失去了支持,受到闽浙总督的排挤。浙江、福建水师联合追捕大海盗蔡牵时,李长庚追击蔡牵的旗舰,然而福建水师却在局面占优时撤出战场,李长庚也在跳帮中战死。不过剩余的海盗已经势单力薄,渐渐被剿灭。

  这一轮战争,也没有产生更多影响,之后清朝的海防也人亡政息,又回到了常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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